【致公侨海关注】从移民驱动到文化共生：百年非洲华文教育的历史轨迹与传播嬗变（节选）

      华文教育是国际中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教学对象主要是海外华人社会的学龄和学龄前华裔，与中文作为外语的对外汉语教学有显著区别（郭熙、林瑀欢，2021）。华文教育伴随着华人移徙海外而遍布世界各大洲，具有起步时间早、分布区域广泛、发展模式成熟、教育成效典型的特点。这种独特的发展历程，为中文在不同区域国别的传播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借鉴。然而，尽管华文教育在国际中文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但与汉语作为外语的教学相比，其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在非洲大陆。根据确切的文献记录，非洲的华文教育至迟在1911年就已经出现，迄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梳理其发展脉络，厘清其传播范式，对于构建多主体、多层次的现代国际中文教育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语言传播本质上是一个具有显著时间依赖性的社会过程，正如Cooper所言，“语言的传播，如同任何社会变革一样，是随着时间发生的”，其发展轨迹遵循特定的时间规律。以传播时间为参照，从档案、调查中收集的多种数据，有助于捕捉语言传播的重要时间节点，从而分析传播过程的历时性特征。基于此，本研究将非洲华文教育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发端期（1911—1929）、兴盛期（1930—1949）、衰落期（1950—1978）和复苏期（1978—）。

一、人口模式下的发端、兴盛与衰落（1911—1978）

      中文在非洲的传播源于华人迁移和定居。自16世纪以来，逐渐有华人作为契约劳工移民非洲，有案可查的早期移民可追溯到1593年葡萄牙人将中国人带到南非，以及1654年三名契约华工抵达非洲东部的印度洋岛国毛里求斯。①这一时期，非洲的华人劳工、移民主要从事种植业、矿业、零售业等工作，社会地位低下，居住条件恶劣，几乎“穴地为巢”“不设几桌”。当地殖民政府还颁布了限制华人的条例，“华侨不准购置不动产……华侨不准饮酒……华侨不准乘坐电车及公共汽车”“居留地政府以华侨为亡国奴看待，苛例繁多，衣食住行，均无自由”。但在非华人自强不息，凭借勤劳智慧，逐渐在这片大陆扎根，到19世纪中后期，已逐渐形成成熟的社区，并开始创办各类社团。据记载，1842年，毛里求斯华人领袖陆才新主持修建了关帝庙，1859年发展为南顺会馆，这是有文献记载的非洲最早的华人社团。随后留尼汪华人互助会（1876）、德兰士瓦中华工会（1903）等一大批社团陆续成立。随着非洲华人社区规模渐大和日趋成熟，华文教育便应运而生，中文在非洲终由早期华人移民自发、零散式的传播形态发展为正式的、有组织的教育模式。

      1911年，移民毛里求斯的古文彬、吴韵琴等华人代表开设私塾。翌年，该私塾改建为毛里求斯新华小学，“经费遂由客属仁知（和）会馆负担……仁和会馆指定拉菴街三十四号为临时校舍。民六年，仁和会馆公决指定拉菴街三十九号屋为学舍……民十八年，加建新教室一座”。这是截至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关于非洲华文教育的文献记载，由此1911年可视为非洲华文教育的起始之年，而这一年至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近20年，是非洲华文教育的发端期。非洲华人作为主体兴办华文教育，除了因华人社区的成熟及华人社团的大力支持外，也与非洲国家殖民当局的歧视性政策密切相关，一些殖民条例清楚地规定了“华侨子女不得入白人学校”，“只准入土人学校，教育限制至初等学校为止”，这导致大部分侨童很难接受正式的学校教育，失学侨童不断增加。据相关统计，1929年，马达加斯加、留尼汪仍没有华侨教育机构，是年马达加斯加有670多名侨童处于失学境地，南非也有260多名失学侨童。在此局面下，日渐成熟、扩大的非洲华人社区、社团不得不“慨而奋起”，开始创办华文学校，或积极在资金、场地上给予支持。除前述作为非洲华文教育开拓者的毛里求斯的新华小学外，非洲还有许多历史悠久的华文学校，如1928年成立的毛里求斯培英学校，南非波里斯不（即伊丽莎白港，现为曼德拉市）设在当地中华会馆内的华英学校，其他如1918年南非的梅县侨乡公会接管华侨教会学校，不仅提供校舍、组建校董事会，还协助聘请华文教师。当然，这一时期是非洲华文教育的起步阶段，兴建的学校均为小学，在教师、资金等方面始终存在困难，入学人数也很有限，如毛里求斯新华小学，1912年仅有20多位学生入校学习。

      自1930年代一直到新中国成立，非洲华文教育与国内救亡图存的爱国大潮同声相应，迎来了近20年的兴盛期。当时的香港《申报》报道称：  “实行华侨教育事业的改善，俾其适应今日祖国建国的需要，而能有助于中华民族整个解放事业……我们必须力争实现华侨教育适应目前此种迫切需要……”非洲华人积极响应国内教育救国的倡议，表明要“聊尽国民对国家所负之教育义务也……伏冀各位侨胞一本‘教育建国’之旨加强爱护热诚”。这一时期，华文教育的蓬勃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学生数量大幅增加。开办初期仅有20多名学生的毛里求斯新华小学，到1940、50年代，学生人数已超过1000人。其次是各地都出现了“办学热”，可以说华侨相对集中的地方几乎都设有华文学校，马达加斯加到1946年，包括新建的华体小学（1943）在内，已有11所华文学校。其他国家新办的学校还有南非东部省华侨小学（1939）、留尼汪光华小学（1943）等。第三个方面是办学层次实现了突破，开设了中学部，如1941年毛里求斯成立了新华中学和中华中学。此前，非洲华文学校全部都是小学，抗战爆发后，侨童归国升学更加困难，适龄学生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需求逐渐扩大。因此，非洲地区此时陆续创办华文中学，实为避免学生学业中断，解时局之危的适时之举。

      1950年代至中国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受国际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非洲华文教育进入了一个相对沉寂的衰落期，学校数量减少，教育质量下滑。一方面是由于非洲多国的殖民当局对华文学校管控趋紧，严格限制华文授课课时、师资数量。另一方面，二战结束后，非洲部分原殖民宗主国转变殖民策略，尝试使民众接受免费的公立学校教育，为优秀学生提供奖学金，资助他们前往欧洲国家接受高等教育，这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华文教育的衰退。在非华人逐步放弃中文，选择英文或法文，进入西式的政府学校和私立学校，以便出国留学、谋求职位。例如，1970年，毛里求斯的6名官费生全部是华人。1973年，在巴黎留学的1000多名留尼汪大学生中，有一半是华人。有了西方求学背景，这些华人便可以回到非洲当地，成为医生、律师、政府官员，进入新的社会圈层。这就使得华文学校生源枯竭，面临关停和兼并，毛里求斯中华中学1960年代停办，即使是在校生人数一度超过1000人的毛里求斯新华学校也于70年代关闭。南非的东伦敦中华学校、伊丽莎白港华侨教育学院、克勒普敦华侨学校也先后停止运营。除此之外，由于运转不济，1976年，马达加斯加兴文学校和华体学校只好合并为塔马塔夫华侨小学，安塔拉哈侨校转由私人办学，也有的华文学校选择由所在国教育部接管，这就意味着放弃原有的教学制度，教学内容、教师薪酬等各方面均需遵循当局规定，如南非东部省华侨中学由开普敦教育部接管后，每天仅有35分钟的华语教学时间，极大地限制了华文教育的发展。

二、经济——文化模式下的复苏与发展（1978—）

      1978年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及经济的稳步崛起，中非之间相互的资源需求和投资机会急剧增加，经贸往来成为中非交往的基调，而经济上的互动也深化了双方的文化交流，非洲华文教育因此注入了新的活力而逐渐复苏，并在中文日渐增强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的驱动下进入一种崭新的语言传播阶段：经济—文化模式阶段，这也是过去30多年来，世界主要语言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主流传播模式。

      在这一新的阶段，非洲华文教育形成了多元化的教育体系。首先，逐渐增多的校外中文补习班，是华文教育迎来复苏的初步体现。1979年，已停办数年的毛里求斯新华学校重新开设了华文周末班、幼儿班和上午班。到1990年代，新华学校补习班已有相当规模，如周末班分为小学部和中学部，各部设有5个班级。到世纪末，毛里求斯已成立了9个中文补习班，在校生达600人。其次，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学习者数量的增加，非洲华文教育的办学主体发生改变，非洲本土政府由限制、压制华文教育转向支持和鼓励，与非洲华侨团体共同成立了一大批华文教学机构，如毛里求斯明德中心（1980）、马达加斯加中山文化馆（1984）、毛里求斯中国音乐学校（1986）、莱索托中华学校（1991）、南非华心中文学校（1996）、斯威士兰中华学校（1997）、南非开普敦中国国际学校（2013）等。第三个方面是华文教育的受众也由单一趋向多元，逐渐扩大到非华裔群体，华文教育的覆盖面得以扩展。2017年，东部葡语非洲的莫桑比克中华国际学校正式开学，为了满足学生学习需求，只要年龄符合条件，不同种族的非华裔学生也可入校学习。毛里求斯新华学校校长林努宏曾提到：“以前99%都是华裔，但是现在我们的外族学生已经超过了10%”。

（作者李瑞玲、宋志明，节选自《华文教学与研究》2026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