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致公百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司徒美堂在广州创办报刊历史钩沉

文/童明（致公党广州市宣传与党史理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前言：1950年4月，广州解放后，司徒美堂在广州创办了《华侨新闻》半月刊与《新商晚报》。这段历史随着岁月的流逝正逐渐变得模糊，乃至于在司徒丙鹤的回忆中，毛主席为《华侨新闻》半月刊的题词已经变成了“共同奋斗”，实则谬矣。本文试图利用有限的史料来还原这一报一刊创办的部分细节，仅作抛砖引玉之用。

      1949年9月4日，司徒美堂从美国经香港到达北平，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1日，他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其他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一起，聆听了毛主席对全世界作出的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这雄伟的声音，让司徒美堂与全中国人民的心一齐欢跃起来。那天晚上，兴奋不已的司徒美堂，不顾已年逾八十高龄，和司徒丙鹤等人一起去了东安市场里的“东来顺”吃了顿涮羊肉，是夜不醉不归。

      开国大典的喜悦尚未退去，司徒美堂就开始思考如何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中来。这也是司徒美堂长期一直萦绕在心头的大事。作为新政协华侨代表与致公党元老，他深知自己需要服务华侨，需要代表华侨利益来开展工作。在他9月4日到达北平后，9月8日致公党驻（北）平工作人员为他召开了欢迎会，面对致公党同僚，他表示“如何去动员侨胞，筹集资本，回国参加生产建设，这个艰巨的任务，落在我们的身上。”（注1）

      新中国成立初期，信息的流通非常不易，想要沟通海内外更是困难重重。社会交游广泛，又颇具豪侠之风的司徒美堂以其个人魅力和广泛影响力，主动成为连接国内与海外华人的关键“纽带”。自从他定居北京后，他所住的北池子大街83号，宾客如云，成为不少归侨、侨眷“望门投止”之所，司徒美堂也成了诸多华侨心中的定心丸。不仅如此，司徒美堂还发出一封启事，把自己的家庭住址向海内外华侨华人昭告，在启事中他写道：“美堂本为华侨服务之旨，竭尽绵力，向人民政府反映，着手解决，政府爱护华侨，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足慰侨昆期望”。“今后不论华侨有何种困难、何种意见、何种要求者，望能以兄弟谈心之态度，多向本人提出，直寄北京上址。在可能范围内，必当为各位向政府反映，请求协助解决，为保护华侨正当权益而努力！”（注2）

      1950年2月1日，他在一封给海外华侨的信中写道：“弟现兼任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甚愿为爱国华侨一切正当权益问题追随诸君之后，共同努力，以粉碎反动派在海外之造谣破坏。”“祖国解放，山河如画，君等如能组织观光返国一行，自更能了解人民翻身之可喜，使海内外共同协力，有助于伟大祖国之早趋幸福繁荣也。”（注3）

      通过一封封信件，可以看到司徒美堂对彼时的国际局势和华侨困境很了解：华侨需要渠道来沟通遇到的困难、海外有敌对势力的造谣破坏。他希望自己成为沟通的媒介，能让远在海外的侨胞们看到这个新生的中国，了解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景象，也期待着他们能回国一起参与新中国的建设。

      司徒美堂深知，虽然自己已经竭尽所能，但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身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的他也无法将所有的时间精力放在接待华侨上。在这样的背景下，司徒美堂决定通过媒体开展工作，着手创立报纸和杂志。报纸具有时效性，能够把各种信息、时事及时地传播出去；而杂志则具有深度，可以容纳更多的内容，侨乡现状、华侨政策乃至于对华侨的答疑解惑都可以在杂志中囊括进去。

      1950年4月，面向华侨的一刊一报《华侨新闻（半月刊）》与《新商晚报》在广州创刊，《新商晚报》以侨胞为服务对象之一，因为他们“受帝国主义的造谣蛊惑，对祖国的实况，殊有未明之处，为了争取与团结他们，便有替他们释疑解难，以及代达意见的必要”。（注4）《华侨新闻（半月刊）》的创办原因则是因为“（华侨）在谣言烟幕下，是无法了解解放后祖国的实情的，因此他们内心很感不安，渴望家乡真实的讯息。我们现在为要满足华侨这一方面的需要，愿意在配合中央人民政府的华侨政策之下，创设本刊，作祖国情况的正确报导。”（注5）而考虑到报纸发行的高频、及时的特殊性，《新商晚报》把普通市民也列为自己的读者群体。“广州的报纸如南方日报，在内容形式上都是比较不易为普通市民所接受。以通俗的形式，使他们逐渐地进步，极有必要。因此，我报的第一个服务对象，便是普通的市民们。”

      《新商晚报》与《华侨新闻（半月刊）》都由司徒美堂亲自担任董事长，有丰富媒体经验的司徒丙鹤出任社长。《新商晚报》更是请到了著名画家戴英浪担任总编辑，文艺理论家耿庸担任副总编辑，司徒权任副社长。两报的登记注册都在广东，日常事务由司徒权等人代为处理，但遇到重要事务，司徒美堂仍亲力亲为，躬身处理。

      司徒丙鹤（1916-2010）：开平赤坎镇雁湖里人。朝鲜归侨、著名记者和作家，曾任司徒美堂的秘书。曾长期在广东、广西、香港、澳门、北京、山东等地，从事教育、侨务和新闻工作。他先后任职于香港《星岛日报》《华侨日报》《华商报》《文汇报》，广州《前锋日报》《新商晚报》、中央侨委、中国侨联、全国政协华侨组、内务部、山东劳动大学。编著文集有:《祖国与华侨》《束风楼杂记》《京华感旧录》(五卷)、《从牛棚到于校》《美加纪行》《北京政坛见闻录》《爱国主义与现代化》《特写通讯选集》等。 

      戴英浪(1908-1985)：曾用名戴逸浪、戴旭峰、戴隐浪等，著名版画家，马来亚归侨，1931年在上海中华艺术专科学校西洋美术系学习。1935年毕业后，戴隐郎参与发起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巡展全国，1937 年在南洋参加华侨各界抗敌后援会，担任总务，后被驱逐出境。1940 年到达上海。1947 年8月前往台湾担任台北师范学校图书、手工艺课教师。1948 年底离开台湾到香港。在香港期间加入中共华南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的人间画会并参与绘制我国第一幅毛主席巨幅画像。后到东江纵队教导营任教官。广州解放后随军进城在军管会公安处工作,并任广州《新商晚报》总编辑。后调入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任教。

      1949年11月人间画会部分人员护送毛泽东巨幅像由香港到广州在爱群酒店前合影。右一为戴英浪,右二为关山月

      耿庸：（1921-2008），原名郑炳中，印尼归侨，文艺理论家、杂文家。1937年于厦门双十中学高级新闻科毕业。解放前，历任《战时文艺》《刺笔》《闽北日报》《青年日报》《大成报》《新中华月刊》《公论报》编辑。解放后曾任《新商晚报》副总编辑、《展望》周刊编辑部主任、震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新文艺出版社编审。1966年后调入上海辞书出版社任编审。主要著作有:杂文集《扛鼎集》《论战争贩子》《回收》《逢时笔记》, 论著《〈阿 Q 正传〉研究》《文学对话》( 与何满子合著)，回忆文集《未完的人生大杂文》等。

      司徒权(1924-2012)（注6）：又名司徒丙权，20世纪40年代与司徒美堂相识，1949年10月中旬，到清远接应南下解放军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会师，参与了解放开平的战斗，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新商晚报》副社长、海南中学校长等职。

      1950年3月，司徒美堂南下广州，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了筹备《新商晚报》与《华侨新闻（半月刊）》。他听司徒丙鹤介绍有个叫赵元铭的年轻侨眷曾在解放前在广州《前锋日报》当过华侨新闻版编辑，又在香港参与过《四邑侨报》编辑工作，就在新亚酒店约上赵元铭，希望他能加入《新商晚报》，不过由于赵元铭此时正在筹备《广州标准行情》而未能答应。后来，《新商晚报》正式开班后，经济编辑一职一直空缺，报社再次邀请赵元铭出任该职，感念于司徒美堂的慷慨仗义，赵元铭不收分文，义务出任兼职经济编辑一职直到他后来去北京深造为止。而到了北京后，司徒美堂的家又成了赵元铭遮风避雨的场所。（注7）司徒美堂对人才的重视也很快显现了效果，1950年7月1日，《新商晚报》上整版发表了副总编辑耿庸撰写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介绍文章。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香港《大公报》的著名作家严庆澍曾经直接向耿庸说:“你这一篇写得很好,香港的朋友们认为写得简单明白。比别的报纸发表的几篇同类文章扼要。”（注8）这一评价，正好符合了《新商晚报》“以通俗的形式，使他们（广大市民）逐渐地进步”的宗旨。

      《新商晚报》筹备时，筹备了股本五万港币，但到了1950年二三月间，刚刚解放的广州经济遇到了较大困难，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空袭，原本承诺认股的部分股东离开广州去了别的城市，《新商晚报》的筹备工作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司徒美堂回到广东进行招股，终于重新募得认股三万五千港币。难以想象，如果没有司徒美堂的奔波呼号，新商晚报的开办不啻天方夜谭。

      对于《华侨新闻（半月刊）》，因为发行对象聚焦于华侨，所以司徒美堂也付出了更大的努力。《华侨新闻（半月刊）》创刊时，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李济深副主席、郭沫若副总理等三十多名领导同志都为杂志题词，人民政府侨委会主任委员何香凝更是专门为刊物撰写《致海外侨胞书》，号召广大华侨今后应该与祖国民主力量团结在一起，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司徒美堂的努力很快见到了效果，1950年9月，开办半年左右的《新商晚报》已经实现了收支平衡（司徒美堂此前定下的办报方针就是以报养报），报社拥有经理部、总务部、广告课、编辑部、采访部等多个部门，报纸销售范围以广州为主，发行量超过三千份，此外还向海外邮寄约三百份。到1952年底《新商晚报》结束营业的时候，报社拥有职工220人，在当时来说，已经是一个颇具规模的报社了。

      为了巩固新生政权，为接下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稳定的环境，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展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的三大运动。身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的司徒美堂不仅参与了施政方针的制定，还深入参与到“三大运动”之中。

      1951年3月，他开展了第一次粤中侨乡土改调查。4月22日，在《新商晚报》创刊一周年之际，司徒美堂给报纸撰写了《团结华侨为完成三大政治任务而斗争》的文章，文章开头写道：“《新商晚报》创办了一年，在团结华侨、团结工商界，为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分子而斗争的三大政治任务上，做了一点一滴的工作。”“这些工作是极其重要的工作，必须动员更多的人来做，做的更好，做得更有成绩，所以《新商晚报》在宣传战线上有很大责任”。《新商晚报》作为司徒美堂开展国内工作的有力帮手发挥着重要作用。

      与《新商晚报》相比，《华侨新闻（半月刊）》因为更侧重于面向海外华侨，所以在内容上与《新商晚报》也有较大区别。以1950年4月的《华侨新闻（半月刊）》创刊号为例，这期杂志登载了广东省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伍治之的专访，介绍了当时华侨政策；还有《侨汇与投资》《广东侨务工作计划》《中外旅客进出口行李报关纳税管理暂行办法》等法规、政府计划等方面的内容。当然，作为一本侨刊，自然少不了对侨乡现状的介绍，杂志用了大量篇幅介绍了开平、新会、潮安、汕头、厦门等地的社会主义建设情况。

      《新商晚报》在广州的办公地址也几经变迁。最早在广州维新路425号，也就是报纸的承印商光华图书公司所在地。后来编辑部搬到了南堤二马路88号（今天字码头附近），材料库搬到了晏公街32号。《华侨新闻（半月刊）》的人员大部分与新商晚报重叠，再结合《华侨新闻（半月刊）》创刊号上的地址来看，《华侨新闻（半月刊）》应该与《新商晚报》是一直在一起办公的。司徒美堂作为一名致公党员，他创办的《新商晚报》报社也是致公党华南总支的外围小组所在地，报社的诸多职员都是致公党员或者致公党的发展对象。

晏公街32号

      岁月流转，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尽管受时代的变化和国际环境的波动，《华侨新闻（半月刊）》和《新商晚报》相继于1952年年底前宣布停刊，但这两份由爱国侨领司徒美堂亲手在广州创立的重要媒体，在新中国初建、百废待兴之时，曾是连接祖国与海外华侨的情感纽带，也在传播中国共产党主张、团结海外华人力量、助力国家建设方面发挥了无人替代的作用。

      如今，虽然这一刊一报早已淡出人们视线多年，但其所留下的时代印记，以及对新中国建设的积极贡献，沉淀着致公党人“致力为公、侨海报国”的红色基因，激励着每一位致公党员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上，续写属于中国人民的壮丽史诗。

注释：

1.致公党美洲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到达北平 该党驻平工作人员开会欢迎，人民日报，1949年9月11日，第一版

2.司徒美堂·启事，司徒美堂集（1868年-1955年），贵州出版集团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年9月，413-414

3.司徒美堂·通讯，司徒美堂集（1868年-1955年），贵州出版集团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年9月，414

4.新商晚报社呈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报告，广州市档案馆，档案号：J179-A1.1-0009-010

5.司徒美堂·发刊词，华侨新闻（半月刊），1950（1），5

6.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全粤村情 江门市开平市卷1，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20. 177

7.赵元铭·回忆美老对后辈的关怀与培养·回忆司徒美堂老人，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202-205

8.耿庸·霜天集·史料与阐释 贰零壹壹卷合刊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