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中国致公党重大历史进步和广东组织的建立

        《中国致公党广东简史》第一章第二节为《中国致公党的历史转折和广东组织的建立》，主要讲述抗战胜利后，致公党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帮助下于1946年5月正式恢复组织活动，并为筹备致公党三大组建广州支部，1947年5月在香港召开具有历史重大意义的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走上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参加新政协的光辉历程。

        一、广东组织建立历史背景

        抗战胜利前后，中国社会面临重大历史抉择，国家未来的政治走向、政权建设模式成为举国关注的核心问题。国共两党在建国道路、政治体制等问题上矛盾尖锐、斗争激烈。历经十四年抗日战争洗礼的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迫切希望参与国家政治民主化建设，纷纷在重庆、上海、广州等地组建新型民主政党，主张以和平方式推进政治改革，致力把中国建设成为民主共和国家。

        为顺应战后时代潮流、参与国内政治活动，中国致公党内部有识之士积极谋划恢复党组织活动。海外以司徒美堂为代表，先后在1945年组建“中国洪门致公党”、1946年初在上海成立“中国洪门民治党”，但因缺乏正确政治引领、加之国民党当局刻意干扰破坏，两次尝试均宣告失败。在广东和香港，陈其尤、黄鼎臣等致公党核心干部，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与帮助下，正式启动致公党组织恢复重建工作。

1946年7月6日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在香港《华商报》刊发《致公党组织概况》。

        1945年底至1946年初，陈其尤、黄鼎臣、伍觉天等人抵达香港，与坚守在港工作的致公党中央秘书长陈演生及钟杰臣、严锡煊等人会合，以陈演生住所为活动据点，在港穗两地同步开展筹备工作。一是恢复致公党中央党部，主动联络中共及各民主党派争取支持，同时恢复与海外各地致公党组织联系，征集恢复党务的意见建议；二是成立党务整理委员会，重启党员重新登记，着手起草党纲、党章，确立新的建党宗旨与行动方针；三是公开亮明政治主张，1946年7月6日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在香港《华商报》刊发《致公党组织概况》，梳理致公党发展沿革，肯定其在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中的历史贡献，申明以“实行民主革命，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为宗旨，并宣布筹备召开全国党员代表大会、改组组织、修订政纲党章。该文发布后，得到美洲、南洋致公党组织广泛响应，五大洲各地分支机构纷纷成立整理委员会，重启党员登记。1946年底，致公党中央敲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核心任务是全面改组党务、重塑政治纲领，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致公党中央依托地缘优势组建广州支部，承担起草新党章等核心任务，成为中央党部在华南地区的重要支撑力量。

        二、广州支部成立及主要活动

        1946年冬，中国致公党广州支部正式成立，任洪担任主任委员，阮耀民、俞安本为委员。支部成立伊始，便受中央党部委托，全权负责为致公党三大起草新党章的重要任务。任洪在回忆中坦言，起草新党章任务艰巨又极具光荣，是改组致公党、走向新民主主义道路的关键环节。

        广州支部多次召开专题研讨会议，严格遵循黄鼎臣传达的政治精神，确立以实现新民主主义制度为奋斗方向，深入研讨党的性质、使命、发展方向及党员规范等核心内容。在中山大学政治系教授雷荣珂专业指导下，由该系在校生阮耀民执笔起草章程。作为华南革命重镇，中山大学聚集大批中共地下党员与进步人士，为章程起草提供了良好的进步氛围。起草过程中，阮耀民参考《中国共产党党章》及其他民主党派章程，吸纳进步思想内核，经支部反复讨论修改，再由黄鼎臣、伍觉天审阅定稿，最终油印成册，提交致公党三大审议。

雷荣珂

        除起草党章外，广州支部大力扩充组织力量：联络在穗老党员；吸纳涉外工作人员；发展东江纵队北撤复员人员；吸纳进步武术界人士。至1946 年底，支部党员已发展至约20人。为凝聚群众、扩大社会影响，支部在广州泰康路组建 “东莞同乡国术团”，又在凤凰岗、沙基设立分团，团员百余人均为致公党籍码头工人；同时创办党义小学，免费招收国术团团员子女入学，强化社群团结。为打破致公党在国内知晓度低的局面，支部汇编过往时局声明，编成《中国致公党文献汇编》，并创办油印刊物《致公》，不定期刊发政论文章，部分刊物由黄鼎臣转发海内外，有效扩大了致公党的政治影响力。

        三、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7年2月，在粤港两地致公党同仁共同努力下，组织恢复工作基本完成，在中共指导下完成三大召开的思想、政治、组织准备，并于2月10日发布开会通告。同年5月1日至10日，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香港隆重召开，成为致公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转折。大会汇聚香港、广州及美国旧金山、马来亚等地代表40余人，英国利物浦、美国波士顿、墨西哥、古巴、大溪地等海外组织委托香港成员参会。广州支部任洪、阮耀民、俞安本作为正式代表参会，并配备工作人员负责大会文印与事务保障。

        大会进行重大组织改制，废除旧有总理制，改行委员会制，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含正式委员19名、候补委员6名；推选李济深、陈其尤等9人组成中央常务委员会，李济深任中央主席，陈其尤为副主席主持日常工作，同时任命秘书长及组训、宣传、财务、侨务等部门负责人。中央委员以粤港桂籍人士为主，兼顾马来亚、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古巴等海外代表，广州支部任洪、阮耀民当选中央委员。大会还设立香港、马来亚、美洲3个总支部及20多个地方分部，组织体系进一步完善。

《中国致公党第三全国代表大会告海外侨胞书》

        大会修订新版《中国致公党党章》《中国致公党政纲》，发表大会宣言、《告海外侨胞书》及致杜鲁门总统电文，正式决议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新党章明确致公党信仰民主主义，坚持参与国内革命运动，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确立民主集中制原则，各级负责人经普选产生，严格执行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纪律，标志着致公党指导思想从旧民主主义正式上升到新民主主义高度，明晰了革命性质、对象与任务。新政纲以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自由为奋斗目标，主张设立侨务机构、推行护侨政策，废除侨胞所在国不平等法律，保障侨胞生命财产权益，鼓励侨胞回国投资、求学、服务，扩大侨胞参政渠道，同时在经济、军事、外交、文教等领域提出系统政治主张。《告海外侨胞书》号召海内外侨胞团结一致，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推动组建联合民主政府、停止内战、安定民生。

        此次大会重塑了致公党的政治方向与组织格局，在政治上确立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立场；组织上整顿党员队伍、吸纳非洪门进步人士进入领导层，为党组织注入新鲜血液。会后创办中央机关刊物《公论》，以“挽救民族危难、争取和平民主”为宗旨，成为致公党宣传政治主张、凝聚各界力量的重要舆论阵地。

        四、响应五一口号，筹建新政协迎新中国诞生

1948年5月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

        三大之后，粤港致公党组织主动联合中共及各民主党派，积极支援国统区民主革命斗争，参与各类集会座谈，主动发声阐明政治立场。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 “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召开新政协、组建民主联合政府。致公党第一时间响应，陈其尤与李济深、何香凝、郭沫若等民主人士联名通电全国及中共中央，拥护新政协主张；随后致公党单独发布《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宣言》，明确认可中共的领导地位，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号召海内外支部响应号召，共建人民民主政权。

        1948年5月5日，陈其尤与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郭沫若等人联名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五一口号”，拥护召开新政协。

        1948年底至1949年，在中共组织安排护送下，陈其尤、黄鼎臣等致公党领导人分批北上解放区，参与新政协筹备工作，黄鼎臣还参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草研讨。1949年9月，致公党代表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司徒美堂以华侨界代表参会，致公党多位成员当选全国政协、中央人民政府及侨务系统重要职务。10月1日，致公党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为新中国诞生贡献了民主党派的力量。

        五、粤港致公党组织迎接广东解放

        在广东解放进程中，粤港致公党组织主动担当作为。1949年春致电粤赣湘、闽粤赣等边纵队表示支持，动员党员和侨胞投身华南解放事业；广州解放前夕，利用洪门人脉关系约束地方会党，在政权交接真空期维护城市治安，防止骚乱破坏；协助公安部门整治特务活动、收缴私枪、整顿赌风。广大致公党员依托自身身份与职务优势，护厂护矿、保卫银行金库、保全交通车船与轮船资产，维护惠州地方秩序，策反地方势力，全方位配合解放军南下接管，以实际行动迎接广东解放，为华南地区政权平稳过渡和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重点解读：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致公党

        黄鼎臣同志指出：“中国致公党之所以能够真正转变成为一个革命的政党，完全是因为有中央的影响和帮助。回顾致公党的历史，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廖承志、方方、许涤新、连贯等都对致公党的工作给了很大的帮助和指导。”“所以我常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致公党”。重读抗战胜利后中国致公党的历史，可以真切体会到其中的真谛。

        抗战胜利后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建议致公党恢复组织。抗战胜利后，中国致公党恢复组织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一是面临国民党的拉拢和干扰，恢复致公党组织后，国民党在广东的挺进队曾派人到香港对陈其尤进行拉拢。因陈其尤不予理睬，他们在《华商报》上发布了一个纯属子虚乌有的“中国致公党华南总支部”的消息，混淆视听，妄图取代以陈其尤为首的恢复致公党组织的工作。二是面临中国洪门民治党的竞争和干扰，司徒美堂曾在1945年3月在纽约组织中国洪门致公党，方向正确但是不能算组党成功。1946年初，他带着八位美洲致公堂代表回到国内，在上海参加五洲洪门恳亲大会，试图重组统一的中国洪门致公党，但是很快陷入国民党CC派等反动政治势力重围，CC派操纵成立中国洪门民治党，拉拢了很多不明真相的海内外洪门组织，对陈其尤所领导的致公党进行打压，进行竞争和斗争关系。

《中国致公党对时局意见》

        面对复杂局面，中共中央南方局、香港分局伸出了援手，对致公党恢复组织和召开三大给予帮助和指导。第一，帮助致公党在思想上认清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在中共同志的启发帮助下，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把中国引上光明的道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有真正的民主，中国的振兴才有希望，海外华侨才会有强大的靠山”。第二，中共在致公党恢复组织的过程中，排除干扰，保持清醒头脑，起到重要作用。面对国民党的干扰，陈其尤通过原为中共党员的黄鼎臣向中共提出求助，黄鼎臣经请求中共党组织后赴港并应邀参加致公党中央干事会会议，建议中国致公党应当参加中共领导的民主革命。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央干事会成员的赞同。黄鼎臣也加入中国致公党参与中央的工作。第三，在恢复组织过程中，致公党总部发表的一系列国是主张，与中共争取民主和平的斗争密不可分。致公党总部先后发表《致公党组织概况》《对时局意见》《对时局宣言》等文件，表明致公党的政治纲领和国是主张，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伪国大”、发动内战，呼吁表示愿同其他爱国党派携手，为实现和平建设新中国而共同努力。第四，中共中央领导周恩来和香港分局等同志一直团结司徒美堂，1947年司徒美堂发表脱离“中国洪门民治党”声明，1948年10月发表声明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和陈其尤所领导的中国致公党，1949年，致公党第三届中常会讨论了司徒美堂是以华侨代表还是致公党代表参加新政协，最后决定陈其尤作为华侨代表参加，陈其尤作为致公党首席代表参加新政协，1950年致公党四大上，部分代表欲推举司徒美堂作为致公党主席，司徒美堂对这些人予以驳斥，不能陷他于不义，陈其尤同志是中共指定参加新政协的首席代表，维护了致公党的稳定与团结，这一切都得到了中共的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