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公与侨海报国：孙中山对中国致公党的历史形塑与精神建构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

编者按

作者：万美祯子

        在中华民族从封建帝制向现代国家艰难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孙中山先生以其卓越的政治远见与彻底的革命精神，被誉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作为以“侨”“海”为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中国致公党与毕生追求“天下为公”理想的孙中山先生有着独特而深厚的历史渊源。2025年，中国致公党甫历百年华诞；2026年，我们将迎来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站在这一承前启后的历史节点，深入探究孙中山先生与致公党的历史渊源，解析其对致公党创立与发展的历史形塑及精神建构，对于传承先贤遗志、赓续精神血脉，深刻理解“致力为公、侨海报国”光荣传统的历史形成，传承百年奋斗之基本经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历史必然：民族危机语境下华侨觉醒与革命力量的耦合

        中国致公党诞生于海外侨社，孙中山先生与之前身洪门致公堂的相遇相契，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危机与华侨民族意识觉醒相互作用的历史必然。这一耦合关系的确立，为日后双方合作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与思想前提。

        （一）华侨民族意识的萌发：革命土壤的形成机理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清廷腐朽无能，其所谓“护侨政策”形同虚设。广大为生计所迫而背井离乡的华侨在异国他乡饱受歧视与欺凌，正如宋庆龄先生所言，他们“在其居留地政府统治下，久已深切体验到被压迫民族所受之待遇与痛苦，所以能够了解祖国之兴衰与侨胞之福利关系甚大”^[1]。这种基于切身遭遇的政治觉醒，促使他们深刻认知到——个人命运与祖国兴衰之间存在着无法割舍的关联性。

        19世纪末，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在海外展开激烈论战。这场关乎中国出路的思想论争以革命派胜出而告终，民主革命思想遂在华侨社会广泛传播，海外赤子的爱国主义意识由此获得新的理论支撑与政治内涵，为日后大规模支持国内革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洪门组织的内在特质：革命力量的社会根基

        19世纪下半叶，大量华工为求互助自保，在海外沿袭国内秘密结社形式，建立起以“义气团结、忠诚救国、义侠除奸”为信条的洪门致公堂组织。这些组织虽起初宗旨较为模糊，但保留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孙中山先生对洪门进行过深入研究，他认为“会党中有民族思想的，只有洪门会党”，并在论及会党起源时指出：“其在满清康熙时候最盛……当中一派是富有民族思想的人……他们的眼光是很远大的，思想是很透澈的，观察社会情形也是很清楚的。”^[2]

        这种基于民族主义的政治认同，构成了双方合作的天然纽带。孙中山先生以革命家的敏锐洞察到，只有将这股力量从单纯的生存自卫组织引导至民主革命的洪流之中，才能实现革命力量的最大化整合。正是基于这一判断，他决意深入洪门、改造洪门。

        二、革命改造：孙中山对致公堂的多维重塑与政党雏形的生成

        孙中山先生对致公堂的影响是全方位、深层次的。他不仅以个人身份加入洪门，更以革命领袖的战略眼光，对其进行了思想、组织与行动三个维度的系统性改造，为日后中国致公党的成立奠定了价值根基、结构支撑与实践范式。

        （一）思想引领：十六字纲领的确立与政治方向的明晰化

        1904年1月，为联络会党、深入发动侨社，孙中山在檀香山经洪门前辈钟水养介绍，毅然加入洪门“国安会馆”（隶属于致公堂），任职“洪棍”（元帅）。这一举措不仅是其个人身份的转变，更是革命领袖领导和改造会党的关键一步。在美期间，孙中山多次与洪门领袖黄三德促膝深谈，为洪门革故鼎新指明路径：一是易“反清复明”之旧帜，立“民族大义”以襄共和；二是改秘密结社之形态，建公开公益之组织^[3]。这一转型，为日后致公堂“改堂为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与组织基础。

        同年，孙中山受美洲致公堂委托，亲手起草《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明确规定“本堂以协力助成祖国同志施行宗旨为目的”，并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确立为致公堂的政治纲领。此举将致公堂同国内革命斗争紧密联结，标志着洪门致公堂正式走上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道路。而这，比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提出同一纲领还要早一年零四个月。

        （二）组织再造：从松散会党向政党雏形演变的制度性过渡

        孙中山先生深知，仅有纲领而无严密组织，革命难以成功。因此，《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不仅确立了政治纲领，还系统规划了从中央到基层的组织建制，涵盖选举、登记、纪律及财务制度，旨在根治组织涣散之弊，以求“联合大群，团结大力”。由此可见，孙中山对致公堂堂务的整顿，为后来正式组党奠定了组织基础，使其由旧式会党逐步向政党雏形过渡。

        1905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联合组织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其后在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等多个城市建立组织。但限于美国移民条例，同盟会难以开展活动，革命工作几乎全部依附于美洲致公堂^[4]。在此背景下，为争取更多华侨群众参加革命，1911年6月，孙中山与黄三德共同促成美洲同盟会总会与美洲致公堂合并，同盟会成员悉数加入致公堂。这一举措极大地改善了致公堂的组织构成，为其注入新的政治活力，实现了“尽释从前门户之分别，冀赞将来光复之伟业”的联合目标。

        （三）行动淬炼：筹款饷械与武装起义的实践锻造

        思想与组织的变革最终体现于政治实践。在孙中山的直接指导下，1911年7月，美洲致公堂与同盟会联合成立“洪门筹饷局”（对外称“国民救济局”），专门募集革命款项支持国内武装起义。筹饷局成立后，孙中山、黄三德、司徒美堂等人南北奔走，积极募捐；洪门会众与广大华侨热烈响应，上至富商，下至小贩，纷纷慷慨解囊；许多工人甚至将整月的工资全部捐献出来。据统计，在其成立的一年时间里，仅美洲筹饷局就筹得美金40余万元，是当时起义的主要经费来源^[5]。此外，筹饷局还拨款购买了6架飞机以充军用。1912年，洪门筹饷局又将余款30余万美金汇到上海，作为犒劳军士之用。

        革命运动方面，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动员下，各地致公堂成员成为反清武装起义的重要参与者。著名的黄花岗之役中，72名烈士里就有29位是海外华侨和洪门人士。思想与组织层面，海外洪门组织从最初基于生存理性的“互助”团体，逐步成长为具有明确政治目标的革命力量。辛亥革命不仅扩大了其社会影响，更通过政治洗礼，使其在思想与组织上愈趋成熟，从而为后来中国致公党的成立提供了历史前提与干部储备。

        关于致公堂对中国民主革命的贡献，孙中山先生多有论述。他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一文中，对其在早期民主革命中的社会基础与革命潜力给予了高度评价。孙中山先生赞誉“华侨为革命之母”，正是建立在他对致公堂等华侨组织所发挥之社会动员功能与革命演进贡献的系统性认知之上。

        三、精神建构：孙中山思想与致公党政治品格的内在逻辑

        孙中山先生不仅推动了致公堂的组织变革，更以他毕生追求的爱国思想、革命意志和进取精神，为日后成立的中国致公党注入了深刻的政治基因，塑造了其独特的精神气质与政党品格。

        （一）“振兴中华”的爱国思想：奠定“侨海报国”的初心原点

        先生首倡“振兴中华”，其一生即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进步而不懈奋斗。他在《兴中会章程》中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这种根植于血脉的爱国情怀，通过其本人与洪门的深度互动，深深感染了海外侨胞，使他们将个人命运与祖国前途紧密相连。洪门组织原本以“义气团结、忠诚救国、义侠除奸”为信条，保存着强烈的民族意识，但尚未形成系统的政治主张。孙中山则以“振兴中华”为旗帜，将这种朴素的民族情感纳入民主革命的轨道。可以说，其对海外洪门的革命化改造，实质上是将这种基于文化乡愁的“忠诚救国”，提升为具有现代政治内涵的自觉认同。

        1925年10月，中国致公党在美国旧金山宣告成立，在“民治党”和“致公党”的党名之争中选择了后者，定名“中国致公党”，正是与孙中山先生孜孜以求的“天下为公”政治理想一脉相承。从抗日战争时期海外侨胞的“赤子功勋”，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大批归侨回国参与建设，再到改革开放以来为祖国引资引智、建言献策，致公党人始终将个人事业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将“侨”的资源转化为“报”的行动。这正是不忘“侨海”初心、践行“报国”使命的历史延续，是孙中山爱国思想在致公党政治实践中的具象化呈现。

        （二）“愈挫愈奋”的革命意志：锤炼“风雨同舟”的政治定力

        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生，屡经挫折而愈益奋励。在《建国方略》中，他写下——“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这种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通过历史传承深刻影响了致公党在重大历史关头的政治抉择。

        当辛亥革命果实旁落、共和理想受挫，致公堂以“改堂为党”之举继续求索“真正共和”之路，体现了在逆境中坚守理想的不屈精神。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致公党组织与祖国人民同仇敌忾，发动海外侨胞以各种形式支援抗战，华侨捐款总额逾13亿元（“国币”）。尤为重要的是，解放战争时期，致公党深刻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毅然作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性抉择，积极响应“五一口号”，并号召华侨同胞“回到民主的祖国怀抱，参与新中国的各种建设”。从此，走上了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坚实道路。这种在重大历史转折点上的政治清醒与立场坚定，正是孙中山先生“愈挫愈奋”革命意志在政党政治层面的传承与升华——它不是盲目的冲动，而是基于对历史规律深刻认知的自觉选择，是在历经挫折后依然坚守信念的政治定力。

        （三）“与时俱进”的进取精神：造就“守正创新”的组织智慧

        “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孙中山思想的持久活力正源于此。从早年上书李鸿章谋求改良，到毅然走上革命道路；从效法西方共和制度，到晚年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其救国方案始终随时代而调整、应实践而发展。这种与时俱进的品格，深刻影响了致公党的历史演进轨迹。

        纵观中国致公党百年历程，可以清晰地辨识出一条不断自我革新的发展脉络：从一个海外华侨社团，转变为一个现代政党；从旧民主主义政党，发展为新民主主义政党，进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每一次历史性转变，都体现了顺应时代潮流、追求政治进步的内在自觉。新中国成立前夕，致公党积极参与新政协。1949年9月，以党派名义递交的《由中央人民政府研究和实行护侨政策案》，开创了人民政协历史上民主党派团体提案之先河。改革开放后，工作重心转向积极服务经济建设，充分发挥与海外侨胞联系广泛的优势，成为引进外资、促进中外经贸合作的重要纽带。进入新时代，则在“一带一路”、中外交流、祖国统一等领域积极作为。这种因时而变、随事而制的组织智慧，正是孙中山先生“与时俱进”精神的当代回响，它使致公党在保持“侨”“海”本色的同时，始终能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与时代同频共振。

        结语

        从1904年孙中山先生加入洪门、重订新章，到1925年中国致公党在旧金山宣告成立，再到2026年迎来先生诞辰160周年，历史的回响在时空深处激荡出恒久的共鸣。孙中山先生对致公堂的革命化改造，不仅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汇聚了磅礴的海外力量，更为中国致公党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段跨越三个世纪的历史因缘，塑造了致公党与生俱来的“侨”“海”基因，也铸就了“致力为公、侨海报国”的精神底色。

        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看到的不仅是一位伟人与一个政党的深厚渊源，更是一种政治精神的赓续传承与政党品格的同构共生。孙中山先生的爱国思想、革命意志与进取精神，经由百年政党实践的淬炼，已内化为致公党独特的政治品格：其“振兴中华”的宏愿，沉淀为“侨海报国”的初心使命；其“愈挫愈奋”的坚毅，锤炼为“风雨同舟”的政治定力；其“与时俱进”的品格，升华为“守正创新”的组织智慧。这份精神遗产，既是历史对中国致公党的深厚馈赠，亦是新时代参政党建设不竭的动力源泉。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新征程中，致公党人当继承先生遗志，发扬光荣传统，服务大局，主动作为，将“侨”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报”的实际行动，将“海”的广泛联系凝聚为复兴的磅礴力量。这是对历史最深切的回应，亦是对未来最坚定的承诺。

        参考文献：

        [1]赵蔷.试析中国致公党“三大”政纲侨务主张[J].贵州政协报,2017.

        [2]孙中山.三民主义[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

        [3]杨光.发挥洪门文化在侨海统战工作中的作用[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01):34-38.

        [4]陈昌福.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与中国致公党建立的历史准备[J].近代中国,1994,(00):10-19.

        [5]王小鸿.简论致公堂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J].中国统一战线,2011,(12):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