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忆人】肝胆一古剑 相交赴国忧——周恩来与司徒美堂的革命情谊

导语：

抗战后参加致公党恢复组织及走上与中共团结合作之路的亲历者、致公党中央原主席黄鼎臣指出：“中国致公党之所以能够真正转变成为一个革命的政党，完全是因为有中央的影响和帮助。回顾致公党的历史，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廖承志、方方、许涤新、连贯等都对致公党的工作给了很大的帮助和指导。”“所以我常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致公党”。周恩来总理对致公党的帮助主要体现在：抗战时期，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通过时任新华日报顾问的黄鼎臣接触致公党人司徒美堂、陈其尤等人，使他们在思想和政治上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对革命形势和前途有了更正确的认识；解放战争初期，周恩来通过中共驻港机构积极帮助致公党恢复组织和召开三大；在参加新政协的过程中，也发生过一些误解，幸而得到中共的帮助才得以消除。在酝酿成立新政协筹委会过程中，就有代表曾直截了当地对陈其尤说：“致公党没有资格参加新政协。你(指陈其尤)以个人身份参加，我们表示欢迎”。这一说法反映了一部分人对致公党缺乏了解乃至于误解。周恩来非常重视致公党参加新政协的问题，他亲自过问并列举了致公党为中国革命所作的贡献，从而使这一问题很快就获得解决。他最后归结说：“致公党响应新政协最早，我们主张列入筹委会”。周恩来的意见为绝大多数同志所接受。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一如既往支持致公党的建设和发展，在对外活动中，对致公党也有很大的帮助。本期刊载周恩来与司徒美堂交往的故事，从侧面反映周恩来对致公党的关怀。

周恩来多次强调：要划一个大的圈子，把党外凡是能够争取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士团结在一起。在长期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周恩来真诚对待爱国民主人士，本着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原则，在政治上信任他们，在生活上关心他们，使大批爱国民主人士通过周恩来的言行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正确的认识，从而把他们紧紧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甘苦共尝，并肩前进。中国致公党元老、著名爱国侨领司徒美堂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重庆会晤  初建友谊

1942年在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邀请司徒美堂出席茶话会，向司徒美堂详细讲述了国民党在皖南进攻新四军的经过，并与司徒美堂合影留念。图中左三为司徒美堂，左四为周恩来。

      1942年3月，司徒美堂作为抗战时期国民党参政会的华侨参政员到达重庆。第二天，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就偕邓颖超到中央饭店美堂老人下榻处看望他，并给他带去了《新华日报》（之后还叫人每天都送一份《新华日报》给美堂老人），临别时，周恩来告诉美堂老人，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将为他举办欢迎大会。第五天后，欢迎司徒美堂的大会在中共驻重庆办事处隆重举行。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同志出席了大会，出席欢迎会的还有陶行知等进步人士100多人。会上由周恩来致欢迎词。他高度评价了司徒美堂的爱国热忱及其在美洲华侨中所做的卓越贡献，并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人民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的事迹，讲述国民党顽固派在皖南进攻新四军的经过和共产党的原则立场，并邀请他在方便时访问延安。周恩来真诚而富有感染力的讲话，使美堂老人对祖国的抗战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也有了较为深刻的印象。会后，美堂老人感慨地对亲友们说：“这次受到周恩来的盛情款待，感受至深，使我见到抗战前途的光明所在。”不久，他又在寄给美国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写道：“通过那次会见，使我确信共产党人正在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国民党对他们的中伤都是谣言。” 这次重庆见面，美堂老人据此了解到一些国共两党的情况，对两党的认识有所转变，他认为“忠于抗战事业，而且创造了抗战办法，展开了抗战局面的是共产党而非国民党，那么凡是爱国的人，就决不该反共，反共的人实际上也一定反对抗战”。1943年2月，司徒美堂决定回到美国，周恩来同志亲自为美堂老人送行，并嘱咐美堂老人将祖国抗日的重要性及抗日的真相告知旅美华侨，美堂老人一一应允。返回美国后，司徒美堂不负众望，他不顾国民党右派分子的攻击，除了在美国宣传抗战外，还先后到古巴、秘鲁、巴西、巴拿马、加拿大等国，向侨胞们积极宣传国内抗日真相，动员华侨支援国内抗战，为抗战募集资金，还和各地的贪污抗日捐款的蒋党领事作斗争。他多次将募集到的大批捐款汇往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在财力上给予八路军、新四军以极大的支持。

推心置腹  共赴国忧

      抗战胜利后，司徒美堂于1946年4月再次回国，拟以华侨政党身份参与祖国的民主政治和建设事业，但幻想不久即为蒋介石所发动的剿民内战所粉碎。美堂老人亲眼目睹蒋区通货膨胀，人民饥寒交迫，农村凋敝、工商破产的情况。6月23日，他应中共代表周恩来的邀请，前往南京梅园新村30号。周恩来、董必武和司徒美堂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向他介绍了抗战胜利后祖国的形势、解放区的民主气氛、大生产运动的辉煌成果等情况。之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两次到美堂老人寓所探望，与他促膝交谈。谈国家、国内大好形势，谈中共对祖国前途、命运的主张，揭露蒋介石政府为争夺抗战胜利果实而制造摩擦、挑起事端的本质所在。多次的交往和亲见的事实使美堂老人对周恩来的远见卓识和非凡才能敬佩不已，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从周恩来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之所在。他毅然与蒋介石决裂，拒绝参加伪“国大”，离开上海，移居香港，发表声明，公开拥护中共中央的“五一口号”，“我知道：不站在蒋介石那一边，必然是站在中国人民这一边；要打倒蒋介石，拯救祖国，就必须拥护真正有爱国爱民的共产党，中间路线是没有的。人民苦难深重，不容我袖手旁观。”“愿八十有二之老年，为中国解放而努力。”并重返美国，发动华侨支持祖国的解放战争。

盛情挽留  欣然留京

周恩来总理送给司徒美堂的水獭领狍毛大衣 （江门市博物馆藏）

1949年9月21-30日，司徒美堂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报到时签名

      1949年，远在大洋彼岸的司徒美堂冲破重重阻力，从美国纽约飞回香港，甩掉了跟踪他的国民党特务，在周恩来的亲自部署下辗转来到北京，代表美洲华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美堂老人年老足跛，行动不便，而中南海里的大殿堂，汽车又不能开到门口，周恩来指示政协大会秘书处为美老特制藤椅，由工作人员抬着走（相当于轿子）。美堂老人非常感动，把这张藤椅称为“特赐金銮殿乘舆”，还专门拍摄坐在藤椅上的照片留念。值得一提还有开会后不久迎来深冬，北京天气十分寒冷，由于司徒美堂从美国匆匆归来，所带御寒衣物不足，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他关怀备至，特意嘱咐工作人员去北京前门瑞蚨祥商号为他定制了一件名贵的黑色水獭领子狍皮大衣，这件大衣一直被美堂老人视如珍宝。

      1949年9月30日下午6时，参加政协一届会议的全体代表和首都各界群众代表300人在天安门广场的南端，出席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毛泽东宣读碑文后，带头执铲铲土，投入坑中，其他代表们也都一一铲土如仪，司徒美堂在铲土时不慎压伤了手指。周恩来见状，立即找来急救人员为老人包扎。一位记者忙掏出笔和本子抢新闻。周恩来笑道：“怎么，连这个也要记上啊？” 记者答道：“这是很精彩的花絮啊！”

      司徒美堂参加新政协会议时，年高83岁，耳聪目明，但只会讲广东四邑话和英语，也听不懂北方话，为了使美堂老人言语沟通更加方便，周恩来安排美堂老人的秘书司徒丙鹤以政协“联络秘书”的身份，到香港启德机场接机并从海上秘密护送其到北京参加新政协，并在大会期间负责美堂老人的全程翻译。会后，周恩来总理再次指示要司徒丙鹤跟随美堂老人继续做好秘书工作。此后6年间，司徒丙鹤一边担任记者与侨务等工作，一边与司徒美堂住在北京紫禁城边北池子83号四合院内，笔录司徒美堂口述的《我痛恨美帝》（即《旅美69年生活历程》）等文书。《我痛恨美帝》在《光明日报》连载，得到毛主席的多次称赞，后来还出了单行本，由谢觉哉、何香凝作序。

      无微不至的关怀使美堂老人透过周恩来的言行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对党外朋友的真诚相待，使美堂老人如沐春风，感动不已。当初司徒美堂奉邀回国出席新政协会议，并无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长住北京当官的打算，会议结束后，美堂老人对秘书司徒丙鹤说：“阿鹤，我们准备回美国香港去吧。” 他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叫我做官，我没做，我不会做官。现在政协大会已经开完，我的任务完成了”。周恩来得知后，极力加以挽留。他恳切地对老人说：“现在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要把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建设得繁荣、富强，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请您留下来，我们共同建设新中国，好吗?”周恩来一再说服、挽留，并亲自安排美堂老人搬进北京北池子筒子河边一所幽静而舒适的四合院，让老人在那里安了家。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真诚挽留下，美堂老人终于结束了侨居美国69年的漂泊生涯，投回了祖国的怀抱，后美堂老人游历祖国各地，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对国外华侨发表言论，号召华侨团结在祖国的周围，支持新中国的建设。

真诚合作  共谋国事

      1949年9月25日深夜，司徒美堂在下榻的北京饭店里，收到一封由周恩来和林伯渠联名相邀的午宴请柬。上面写着：“9月26日上午11时半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请出席。”接到这种请柬的共有二三十位70岁上下的老者。第二天中午，应邀者按时赶到六国饭店。出席这次午宴除美堂老人外，还有：张元济、何香凝、周致祥、符定一、马寅初、徐特立、吴玉章、张澜、黄炎培、简玉阶、陈叔通、沈钧儒、陈嘉庚、林伯渠、张难先、郭沫若、沈雁冰等。他们中只有几位不到70岁。
　　周恩来主持宴会。宴会之前，周恩来叫人关闭了餐厅的大门，开始讲话。他在讲话中说：“今天请来赴宴的，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我国有句老话，叫做‘请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如此。在讨论文件时，各位看见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也许还有点旧感情。”

在黄炎培、何香凝、周致祥发言后，司徒美堂激动地站起来，要求发言。他说：“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四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22年来更被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怨人怒，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要三年之后才改？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做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
      美堂老人的这番话，言之成理，掷地有声。他一说完，大厅里顿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曾以痛骂国民党官僚资本而出名的马寅初也站起来，表示说：“我完全拥护刚才司徒先生提出的主张。括号中的简称不伦不类，不像话，表示：“我也反对用什么简称。”陈叔通也赞成此议。代表们发言完毕后，周恩来作小结。他说：“我要把这些意见综合送给主席团常委参考，并由主席团常委作出最后决定。”最后，经过主席团的决定，新中国取消了中华民国的简称，而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

       1950年２月２０日至５月底，司徒美堂南下广东了解土改情况。在广东的几个月，司徒美堂以一个老华侨的身份掬诚相告，向广大华侨阐述中央对侨乡土改的政策，号召华侨和侨眷共同努力，支持土改。司徒美堂在广东的诸多观感传到海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解除了华侨对土改的疑虑，端正了对土改的态度，同时也击破了蒋介石集团对新中国土改的造谣诬蔑。他还为新中国成立之初制定的《土地改革法》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他把视察中了解到的情况写成政协提案，提交给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又写成《关于华侨土地问题的几点意见》，由中央侨委会转呈给毛主席。毛泽东主席批示：将此文在政协文件中刊登，中央负责人和中央土地工作委员会对此高度重视。1951年2月，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司徒美堂南下视察土改，历时100天。途中，司徒美堂上书毛泽东主席，报告土改情况。不久毛泽东主席亲笔复信，此信在广东报纸发表，翻身农民欢欣鼓舞，产生很好的政治效果。司徒美堂不仅拥护、支持侨乡土改，也直言不讳地向中共中央反映了土改中出现的偏差问题。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廖承志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委托，带工作组到广东调查，并与中共华南分局和广东省政府商讨制定纠正侨乡土改中所发生的偏差和补救办法。此举获得广大华侨的热烈拥护。

      司徒美堂还同海外侨胞保持密切的联系，随时向海外侨胞，特别是美洲华侨报告祖国解放后的情况，宣传和解释我国政府的各项政策，驳斥帝国主义分子和反动分子的造谣诬蔑。为了沟通海外侨胞和祖国的联系，司徒美堂先生特别给旅美各地侨胞及洪门兄弟提供自己住京的地址。海外侨胞给他寄来许多函电，或问局势，或提意见，或陈狐疑，他都用书信、广播或著文予以详细解释。美堂老人曾言：“一千二百万华侨都有同样的感觉—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两岸统一“是中国人民的内政问题 ，是中国人民神圣的任务。”他还到处发表演说，呼吁海外华侨为促进祖国的统一而努力，直到去世前几天，他还在关心台湾回归的问题，念念不忘国家的前途，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大业。

1954年彭德怀、何香凝、廖承志与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的华侨代表合影。前排右二为司徒美堂。

痛失挚友  主祭执拂

      自重庆与周恩来相识，美堂老人就十分敬佩周恩来，在京期间，美堂老人与周恩来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55年5月5日晚饭后，美堂老人与秘书司徒丙鹤谈论万隆会议的新闻，原来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其先遣人员11人，不幸于香港启德机场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时被炸身亡，国内外舆论哗然，一致谴责特务暴行。听说有歹徒企图谋害周总理，美堂老人极为不安，每天都热切地注意着周恩来总理的行踪，担心他的安全，后来才知道周恩来总理另乘飞机，绕过香港，得免于难。在美堂老人脑溢血前的两小时，他都还十分地关心着我国出席亚非会议的代表团和周恩来总理的安全归国。

      1955年5月8日，司徒美堂因脑溢血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89岁。恰逢周恩来从印尼万隆会议归来，刚下飞机聆讯即赶往寓所与美堂老人作最后的告别。周恩来当场指示华侨事务委员会的廖承志、方方及陈其瑗、陈其尤等，组织司徒美堂先生治丧委员会及安排有关治丧事宜。当晚由新华通讯社向全世界发出了讣告，并公布治丧委员会名单，周恩来还亲自派专人专机将美堂老人的家属接回北京奔丧。5月9日，司徒美堂先生灵枢移到中山公园中山堂，上午入殓。灵前摆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送来的花圈。亲视含殓的有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陈毅、李济深等。5月10日，首都各界人民在中山堂公祭司徒美堂先生，周恩来亲自主持公祭大会，陪祭的有陈毅、习仲勋、张鼎丞、高克林、张志让，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负责人以及亲友共700多人。廖承志致悼词，陈其瑗介绍司徒美堂先生的生平，公祭毕，起灵，周恩来、林伯渠等人执绋。司徒美堂先生的遗体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安葬。如此隆重肃穆的公祭仪式，解放后北京罕见。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对于这位“洪门元老，一生爱国”的华侨老人的最高褒扬。

（摘自《中国统一战线》2008年第3期，作者系致公党贵州省委会机关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