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忆人】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司徒美堂老人

导读：

连贯（1906～1991），广东大埔人，长期从事统战工作，是致公党的老朋友，在协助致公党走上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之路发挥了重要作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赴香港开展统战和侨务工作。积极组织侨胞捐钱捐物支援抗战前线，参与领导“秘密大营救”，将何香凝、柳亚子、茅盾等一大批爱国民主进步人士从香港安全转移到大后方，成功动员和组织爱国民主人士北上参与新政协的筹建。新中国成立后，连贯历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全国侨联副主席等职。本期我们刊登连贯同志1988年撰写的回忆文章《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司徒美堂老人》，听他讲述在中共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安排下，他和其他中共同志两次帮助司徒美堂从香港脱险等交往故事，以此让我们共同缅怀这些统一战线的先辈，从侧面深入了解统一战线的辉煌成就，巩固党史教育的成果。

本文作者连贯

司徒美堂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美洲华侨领袖，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并竭尽全力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抗战时期，他同情并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那时,廖承志同志和我同在香港，主持八路军、新四军驻港办事处的工作,使我有机会与司佳美堂先生交往。值此司徒美堂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我将往事追忆一下，作为对他的纪念。

司徒美堂像（致公党广东省委会藏）

脱险归来

1941年12月初,被国民党政府聘为华侨参政员的司徒美堂自美来港。国民党政府为使司徒美堂先生为他们筹募更多的捐款,扩大国民党在美洲华侨中的影响，对美老进行了各种拉拢，另一方面却派遣特务监视美老的行踪。在这种情况下，我地下党决定由正在香港的孙夫人宋庆龄女士出面设宴招待美老，使美老了解一些真相。孙夫人与美老多年前便在美国相识，彼此友情较深，由她来做美老的思想工作，较为妥当。出席宴会作的有何香凝、廖梦醒和美老的儿子司徒柱,廖承志同志则有意回避了，席间，孙夫人将中国的抗战情况作了具体和详细的介绍，使美老第一次了解到抗战的真实情况，对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产生了钦佩之情。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发，不久，九龙,香港相继沦陷。我们按到周恩来同志以中共中央南方局名义打来的特急电报，指示我们和广东组织要想尽一切办法，将许多困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营救到解放区。

这时,日军驻香港司令官矢崎正在打美老的主意,他企图利用司徒美堂去组织香港帮会，以巩固日意的“占领秩序”。司徒美老虽已75岁高龄，但无愧是追随孙中山多年的华侨领袖，他义正辞严地拒绝了矢崎的要求，处境很危险。

此时，我党的营救工作正在筹划之中。由于司徒美堂是引人注目的知名人士，且年岁较大，行动不便，我们对他离港时将要经过的路线、沿途食宿、武装警戒等一一做了细致研究，决定派熟悉途经地段情况、机智灵活的同志护送，并与东江游击队取得联系，由他们做接应工作。一切就绪，我们便派一位地工人员躲开日本宪兵、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与司徒美堂先生秘密联系上。当司徒美老得知来者是孙夫人派来的，心中十分激动。他表示,一定不辜负孙先生的栽培，不辜负孙夫人的期望，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绝不被日寇所利用。对我党营救他出港进入地的计划他完全赞同。他说:在他最危难的时刻，共产党向他出了关怀的双手,可谓患难之交，终生不忘。他答应一切行动我们的指示办。

于是，就在日寇驻香港司令官矢崎差人将委任状送到美家中的当天夜晚，我地工人员通知美老与儿子司徒柱化装离开。为安全起见，特意让美老换上他很少穿的长皮袍，让司徒柱换上布衫、布裤,扮作仆人,与地工人员一起抬着“滑竿”，连夜赶到九龙。到九龙后，他们日宿夜行，来到大埔，并与等候在那儿的我渔船接上头。当渔船刚将他们送至江面时，即遭到土匪的枪火追击,渔船上的游击队员奋力划船，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终于使他们安全到达澳头。在澳头，我东江游击队战士将美老送到游击队大队部休息了三天，使其体力得以恢复。

当时，因铁路不通，从澳头至韶关要先从水路经惠州到达老隆,再由老隆乘汽车到韶关方可乘上火车。我们在美老出发之前已详细部署了从澳头到惠阳游击区的护送工作，并将该计划通过电台报告给党中央。

惠州是东江地区政治、经济的中心，是通往内地的必经之路，情况复杂,军警密布。我党在那里建立了“源吉行”秘密联络站，我和廖承志同志曾检查并布置过该站的各项工作。老隆、韶关由于地处东江游击队的活动范围之外，又是国统区,党曾派我和乔冠华同志分别组建老隆、韶关的秘密联络站。因我是当地人,熟悉地方上的情况，乔冠华同志则与驻韶关的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的参谋处长赵一肩曾为留德同窗。联络站建立之后，便由我和乔冠华同志分别负责老隆、韶关站的各项工作。联络站设在义孚行、香港汽车材料行和侨兴行中。这些商行在广东、广西、湖南等省设有商号，并有汽车来往于老隆、韶关、桂林之间。国民党的一些军官、警特常利用商行的汽车无偿地运载自己的家属或走私货物。因此，对商行汽车大开方便之门，甚至过关卡时都不检查。就这样，司徒美老在我地下党与东江游击队的帮助下，顺利地通过了惠州、老隆、韶关，并由韶关乘火车到桂林。

抵达重庆

1942年1月,司徒美堂先生到达桂林,李济深先生特为其洗尘。随后,美老乘飞机抵重庆,住在枣子岚垭的中央饭店。就在美老抵达重庆的第二天,周恩来同志与邓颖超同志到中央饭店看望美老,还特意为他带去《新华日报》。临别时,周恩来同志告知美老,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将为他举办欢迎大会。

此后,在重庆的一些知名民主人士陶行知、徐宗汉(黄兴夫人)、黄鼎臣等先后拜访了司徒美老。他们在与美老的叙谈中,向他介绍了祖国的抗战情况,并以各自的切身体会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情况。

几天后,欢迎美老的大会在中共驻重庆办事处隆重举行,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同志出席了大会，出席欢迎会的还有陶行知等进步人士一百多人。会上由周恩来致欢迎词。他高度评价了司徒美堂的爱国热忱及其在美洲华侨中所做的卓越贡献,还介绍了延安解放区和祖国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和坚持进步的情况,使美老对祖国的抗战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也有了较为深刻的印象。欢迎会开得十分成功。会后,周恩来邓颖超等人又与美老一起合影留念。

1943年2月,司徒美堂决定回到美国做华侨工作。周恩来同志亲自为美老送行,并嘱咐美老将祖国抗日的重要性及抗日的真相告知旅美华侨,美老一 一应允。

在美募款

早在抗战初期,司徒美堂即在美国与旅美爱国华侨共同发起组织了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并与宋庆龄的保卫中国同盟保持密切联系,积极发动华侨为支援祖国抗战捐款。此次,司徒美老从祖国归来后,辞去了在美的其他职务,专做纽约筹饷总会工作。他每天早10时上班,深夜12时才回家。当时募捐的名目有:额捐(即规定每人每月额捐15美元)、飞机捐、散捐、餐馆的自由捐和公债票等。据统计,八年抗战期间仅额捐一项即达1400万美元,纽约的华侨平均每人额捐约为800美元。从1936年到1946年,美洲20万华侨为抗日捐款、购买公债、汇寄家用等约为4.8亿美元。司徒美堂先生在美洲,不顾国民党右派分子的攻击,在财力上给予八路军、新四军以极大的支持。仅我在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工作期间,便多次收到美老从美洲汇来的大批捐款。其爱国之情,感人至深,令人难以忘怀。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司徒美堂与旅美进步人士共同发起成立“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

上海之行

抗战胜利后,美洲致公党决议:从美洲各地派代表,由司徒美堂先生率领回上海,参加五洲洪门恳亲大会。回国之前,美老分别致电中共、民盟和南京蒋介石。中共与民盟均给美老复电,表示欢迎。

1946年4月,司徒美堂等人到达上海。6月23日,司徒美堂先生应中共代表周恩来的邀请,前往南京梅园村30号。周恩来,董必武两位领导同志和司徒美老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向他介绍了抗战胜利后祖国的形势、解放区的民主气氛、大生产运动的辉煌成果等情况。

1946年7月25日,司徒美堂先生不顾国民党右派分子的重重阻挠,准时出席由中共代表陆定一及在上海的民主人士马叙伦、黄炎培、陶行知、郭沫若、沙千里、粱漱溟、沈志远、张云山、孙宝毅等人在来喜饭店为他所举行的欢迎茶会。会上,宾主再交换了对祖国前途、命运的主张和意见。这个茶会无疑对美老的思想有极好的影响,它使司徒美堂先生对祖国现状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

茶会之后,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共又两次亲赴司徒美堂寓所,与他促膝交谈。谈国际、国内大好形势,谈中共对祖国前途、命运的主张,揭露蒋介石政府为争夺抗战胜利果实而制造摩擦、挑起事端的本质所在。使司徒美老对蒋的所作所为有了本质的了解。1946年年底,司徒美堂先生毅然拒绝当“国大”代表,并于次年去了香港。

周恩来无愧是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杰出代表,在做司徒美堂的思想工作方面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南方局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通过深入而细致的统战工作,给予司徒美堂先生以极大的影响。

追求进步

1947年下半年,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1948年5月全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党在各条战线上都已居于勢。党中央在五一节口号中,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并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党中央的号召提出后,得到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国外华侨的热烈响应和赞成。

当时,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李济深、何香凝沈钧、章伯钩、马叙伦、陈其尤、彭泽民、蔡廷错、谭平山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于5月5日联名致电毛主席,热烈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同时还发表通电,号召国内外各界暨海外同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1948年8月1日,毛泽东复电,对他们热心促成新政协的召开表示钦佩。复电提出:“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从此时起,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就成为我南方局地下党的重大政治任务。

此时的香港因局势动荡,社会十分复杂,密探、特务、黑帮以三教九流无所不有,美蒋特务活动十分猖狂。要想在这一险恶环境中开展工作,确实艰难。为尽快与党中央保持直接联系,我们在香港建立了秘密电台,以便随时向中央和周恩来同志汇报情况。

当时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很多,司徒美堂老人是其中之一,他们一直与中共地下党组织保持着联系。和他们具体联系的除南方局外,还有华南分局(当时是由方方负责，潘汉年也是领导人之一)、香港工委与中国共产党其他方面的人员。因我曾与美老有过接触,所以我分工负责做他的工作司徒美堂先生的特殊身份使他成为国民党特务监视的重点对象。为此,我地下党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平时我们是通过与美老有交往的民主人士来进行联系,如党内同志需要直接与他接触,则必须选派具有公开合法身份的领导同志出面由于我们采取灵活的工作方法,我们和司徒美堂先生的联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948年8月12日,司徒美堂先生在香港建国酒店七楼的航空厅里举行记者招待会,对中央社及《华商报》、《大公报》、《华侨日报》、《工商日报》、《星岛日报)等十多个新闻单位的记者发表了国是主张,他表示:“本人虽然年迈,但一息尚存,爱国之志不容稍懈。本人即将返美参加洪门大会,讨论国内形势提出政治主张,以贯彻洪门革命目标。”这话出自美洲洪门致公党元老之口,更显铿锵有力，这又是美老在香港隐居多时后的第一次公开发言,香港各报以头条新闻争相发表轰动一时。

招待会过后,司徒美堂先生即秘密会见了我地下党的领导同志，我也与他交谈了对时局的看法,倾听他对召开新政协的意见、建议等,以便转报中央。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1948年10月,我以八路军新四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的身份,公开为司徒美堂先生返美设宴饯行。宴会地点是在沈钧儒先生住所,出席作陪的还有谭天度、饶彰风、罗理实等人。席上,宾主谈笑风生,大家憧憬着即将召开的新政协及未来的新中国,为之频频举杯庆贺,气氛十分热烈。司徒美堂先生更是感怀尤深,他特意让秘书司徒丙鹤先生起草《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衷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特向“出斯民于水火”的毛润之先生致敬。他郑重表示“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随后,司徒美老亲书了该致敬书,并庄重地签字、盖章。1949年1月20日,毛泽东在百忙中,特对该致敬书作了回复。

毛泽东给司徒美堂的回信

秘密北上

1948年底到1949年初,中国共产党地下党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秘密护送困留在港的众多民主人士离港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当时,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是钱之光(当时化名姓“简人称“简老板”)、廖承志和我。

司徒美堂先生因在美洲,接到参加新政协会议的通知比他人都晚,他是1949年8月13日抵达香港启德机场的。在此半年之前,已有大批著名民主人士如李济深、郭沫若、蔡廷锴、陈其尤等人被中共地下党秘密送出香港进入解放区,而国民党的监视人员事先竟毫无察觉,闹出笑话,所以,美老抵港时,情况就大不同了。国民党人员加紧戒备,空气颇为紧张。

司徒美堂先生所乘坐的飞机刚一降落,便有香港政府派出的警车前来“保护”,严加防范。在以后的几天内,无论美老到什么地方,周围都有便衣“站岗”。美老的汽车只要一出现在街头，后面即随上了“尾巴”,就连上茶楼饮茶,也有人在对面桌上“奉陪”。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地下党表面上不与司徒美堂先生有任何来往,暗地里,则周密地研究部署司徒美堂离港的行动计划。当时,广州等地还未解放,我们决定仍采用护送其他民主人士北上的方法,走水路,通过中国共产党开辟的秘密航线,进入解放区。我们将司徒美老安排在与中共地下党人员有关系的轮船公司的船只上,派党的负责同志随行,选精明强干的同志暗中警卫,因轮船要经过台湾海峡,还要防备国民党战舰的拦截。我们对如何通知美老上船,让美老在市内走哪条路线上船,如出现意外情况,该如何应变等等,均做了详尽的安排。

一切准备就绪后,我们选择恰当的时机,通知了司徒美老。美老偕秘书司徒丙鹤一起登上了太古公司的岳阳轮北上。六天以后,司徒美老平安抵达由我解放军守卫的塘沽港口,又于9月4日到达北平。9月21日,司徒美堂先生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这对海内外广大侨胞是一巨大鼓舞,体现了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成功。

回忆当年我在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时对司徒美堂先生所做的思想动员、秘密营救、护送北上等工作,都是在党中央周恩来同志亲自部署、廖承志同志的具体安排下,与南方工作委员会、中共粤南省委、东江游击队的共产党员和游击队战士密切配合的结果。现在事情已过去40年,司徒美堂先生也已逝世30余年,但是当年党对司徒美堂先生的亲切关怀,以及司徒美堂先生对祖国的赤子之心,都在我心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激励着我今天继续为祖国的统一大业、为祖国的侨务工作坚持不懈工作。

 

（选自连贯同志纪念文集——《贤者不朽》，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