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致公党与中国共产党携手走向共和之路（二）

编者按：抗战期间，致公党领导人在重庆与中共南方局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致公党于1947年5月在香港举行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实现了致公党从旧民主主义政党向新民主主义政党的伟大转折。1948年“五一口号”后，致公党领导人陈其尤、黄鼎臣等人陆续应邀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和召开。本文系穗致宣为纪念这段历史所作，共分三期刊登。

 

三、新生：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7年5月1—10日，致公党在香港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的有香港、广州两地以及美国旧金山和马来亚派出的代表40 余人。英国利物浦、美国波士顿、墨西哥、古巴和大溪地组织委托在香港的成员参加。广州支部的任洪和阮耀民、俞安本代表广州支部参加大会，并带有工作人员两人，负责大会油印及事务工作。

大会在组织上进行改组，决定改总理制为委员会制， 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执委会正式委员19 人，候补委员6 人。由李济深、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雷荣珂、钟杰臣、严锡煊、韩毓辉和伍觉天9 人组成中央常务委员会， 大会推选李济深为主席，陈其尤为副主席，主持中央党部日常工作，陈演生任秘书长，黄鼎臣任组训部部长，雷荣珂任宣传部部长，钟杰臣任财务部部长，韩毓辉任代理侨务部部长，严锡煊、伍觉天任组训部副部长。委员中以广东、香港、广西占多数，其次是马来亚、美国的旧金山和波士顿、加拿大的满地可（蒙特利尔）。墨西哥、古巴、大溪地也都有中央委员。广州支部的任洪、阮耀民当选中央委员，杜爱石等当选候补中央委员，黄哲当选候补监察委员。设立了香港、马来亚、美洲3 个总支部及20 多个分部。

大会讨论修改了《中国致公党党章》和《中国致公党政纲》，发表了《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告海外侨胞书》和《中国致公党致杜鲁门总统电文》，并一致决议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1947 年5 月12 日，中国致公党中央发布第五号通告，其附件中记录了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来源：致公党中央党部旧址陈列馆 

《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来源：致公党中央档案室

《中国致公党党章》（以下简称《党章》）对致公党的建设作了许多原则性的规定，指出：致公党“信仰民主主义”，“积极参加党内政治生活和国内革命运动”，“对一切损害本党及损害国家民族利益者进行斗争”。《党章》规定：致公党组织原则“采取民主集中制”，“党内各级机构的负责人， 概由普选制产生”，“凡党员必须服从党， 少数必须服从多数， 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党章》还规定了在必要时必须对党员绳之以纪律，对地方党部进行改组或全部解散。由此可见，致公党已经开始从旧民主主义政党向新民主主义政党转变，解决了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等重大问题。

《中国致公党政纲》 来源：致公党中央档案室

《中国致公党政纲》（简称《政纲》）全面地反映了致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政治主张和要求。《政纲》规定： 致公党以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自由为奋斗目标。《政纲》还主张设立侨务机构，实行护侨政策；运用外交手段向所在国交涉， 废除对我国侨胞的不平等法律，保护侨胞的权益；海外侨胞遭生命财产损失时，政府应向有关方面提出赔偿，并予以救济；帮助侨胞加强团结，加强侨胞与祖国的联系；鼓励侨胞向国内投资，予以最惠权益；奖励侨胞回国服务，奖励侨胞子女回国就学；增加侨胞国民代表名额，以扩大侨胞的参政权。此外，《政纲》还在经济、财政、军队、外交、教育与文化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告海外侨胞书》号召：“我海外侨胞一心一德，共策进行， 认清前提负起责任，务使国民党之腐化独裁局面，早日消灭，各党派联合民主政府，迅速实现，庶内战停止民生安定”，“海外侨胞方能快睹祖国富强与世界各国同享平等自由之幸福”。

《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告海外侨胞书》 来源：致公党中央档案室

这次代表大会是中国致公党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在政治上，大会比较鲜明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观点， 表明致公党在观察和处理中国革命问题上，已经脱离了旧轨道，上升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高度。在组织上重新登记党员、重新整顿党组织， 加强了对党员的教育。同时， 吸收了一批非洪门人士入党， 而且还选举他们进入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这给致公党注入了新的血液，使领导机构比较健全而有活力。这是致公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三大”后，致公党的历史方向发生了根本的转折， 开创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道路。

致公党“三大”召开后，粤港两地致公党组织和成员积极联合粤港两地的中共和各民主党派，以各种方式支援国统区人民的革命斗争，推进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致公党中央动员和组织在港成员为在港的民主党派人士举行联合集会、座谈会、碰头会等做了不少会务和警卫工作。对于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致公党也积极作出反应，发表谈话和见解，阐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公论》创刊号 来源：致公党广东省委会档案室

为进一步发动致公党成员和海外侨胞投入国内的革命斗争，“三大”后出版了《公论》作为致公党中央机关刊物， 以此作为舆论阵地， 宣传自身的政治主张。1947 年12 月《公论》创刊号出版，其《发刊辞》说：“为挽救当前国家民族之多难，力求中国和平与民主之实现”，“为适应时代之潮流，爰以一己之至诚，阐扬‘和平’与‘民主’之真义，出兹刊物的问世，籍以激励国人”，“取名‘公论’，是亦本‘万机决于公论’之意云尔”。

四、携手：响应五一口号，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1948年4月30日，针对当时全国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发布了由毛泽东起草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948年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的“五一口号”全文 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 

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发出后，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1948年5月5日，致公党领导人陈其尤与其他民主人士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12位民主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和全国同胞，从香港联名向国内各报馆、各团体及全国同胞发出《各民主党派为召开新政协致海内外电》和《各民主党派为召开新政协致中国共产党电》，响应中共“五一口号”，拥护召开新政协。

 

来源 | 中国政协文史馆

6月9日中国致公党单独在《华商报》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宣言》，指出：“我们应该认识中共这个政治立场和态度是代表全国各革命阶级和一切爱国的民主阶层的。它与本党一向对国是的主张和奋斗目标也相符合”。“特为郑重宣言，完全同意中共‘五一’口号，忠诚地和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侨胞共同担负起这个伟大历史时期的现阶段革命的神圣的任务，使新政治协商会议早日召开，实现人民代表大会的召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新中国!”宣言还特别强调“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该宣言是中国致公党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标志。同时，致公党中央还函电美洲、南洋各地致公党党部，“切实研究这个重要号召的意义，展开广泛的讨论”，得到了普遍良好的反应，一致希望能“建立真正属于以人民全体的、平等的、合理的民主政权”。陈其尤在1948年6月15日出版的《公论》上，发表题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意义与任务》的文章。1948年8月6日，陈其尤还代表中国致公党，与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在《人民日报》上发文表示，共同拥护中共五一时局主张。 

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台盟、民建、民进、致公党、民盟、农工党、民革、九三学社及民联、民促、救国会等民主党派以及海内外各界、各阶层人士纷纷举行会议，发表声明、通电、宣言，支持和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来源 | 中国政协文史馆

 

香港《华商报》对12位民主人士联名通电的报道 来源 | 中国政协文史馆 

1948 年5 月5 日，陈其尤与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郭沫若等人， 联名致电毛泽东， 响应中共“五一口号”，拥护召开新政协。来源：《万水朝东——中国政党制度全景》 陈延武著 

毛泽东修改的对12位民主人士联名通电的复电 来源 | 中国政协文史馆 

1948年6月15日出版的《公论》第三期刊登了陈其尤的文章和致公党响应五一口号宣言。来源：致公党广东省委会档案室  

 

 

1948年8月6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的陈其尤代表中国致公党与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共同拥护中共五一时局主张的文章 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 

致公党元老司徒美堂也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司徒美堂抗战结束后回到祖国，与中共进行了频繁接触，在陈其尤等人协助下，于1948年8月在香港发表支持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国是主张。同年10月23日，司徒美堂离港返美前夕，中共华南局连贯同志设宴为其饯行，席间，司徒美堂即席亲书“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衷诚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向“出斯民于水火”的毛润之先生致敬，郑重表示：“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10月30日，司徒美堂抵达美国后，又根据事先与陈其尤等领导人的约定，在香港各报上发表了他在10月18日签署的另一份声明：《司徒美堂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声明》，明确表示“今中共及各民主党派所号召以四大家族除外之新政治协商会议，进而组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余认为乃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唯一良好方法，表示热诚拥护，并愿以八十有二之高龄，为中国解放而努力”。司徒美堂还针对美洲洪门人士中存在的对国内日益高涨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的一些认识问题和对共产主义的疑虑，作《答客问——号召美洲致公堂诸兄弟》数则。《答客问》开宗明义就是：“号召我美洲致公堂诸兄弟一致加入中国致公党，集中力量，共同努力”，并以对社会主义的理智向往和坚定信念，帮助洪门人士认识中国革命胜利后的走向：“新民主主义的实现尚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国共产党“绝不会超越时代而实现共产主义的”，“这种制度之到来恐怕还要很长的时间，非我们这一代人所能看见的了”。这是司徒美堂思想认识历程中，从朴素强烈的爱国主义升华为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志。 

1948年10月18日司徒美堂签署的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声明手稿 来源：中国致公党中央档案室 

1948年10月23日，司徒美堂在“上毛主席致敬书”中郑重表示“新政协”何时召开，接到电话，即回国参加。来源：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致公党响应五一号召的同时，积极参与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斗争。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所谓“行宪国民大会”。致公党在《公论》发表声明指出：“行宪国大”是丑态百出的“怪剧”，“号召本党海内外党员与亲爱同胞们，认清当前事实，为国族前途而作彻底反美反蒋反封建政权之奋斗”。致公党驻马来西亚总支部也在《为否认及声讨蒋介石伪总统告华侨书》中揭露蒋介石假借民意，实际上“使他自己成了实质的至高无上的皇帝”，“蒋介石独夫的罪恶，纵令罄南山之竹，亦难写其万一”，“全南洋的华侨以及祖国同胞，为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实现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应该一致起来打倒蒋介石独夫的卖国政府”。致公党在国内进行和平民主运动的同时，还十分注意争取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