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致公党与中国共产党携手走向共和之路（三）

编者按：抗战期间，致公党领导人在重庆与中共南方局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致公党于1947年5月在香港举行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实现了致公党从旧民主主义政党向新民主主义政党的伟大转折。1948年“五一口号”后，致公党领导人陈其尤、黄鼎臣等人陆续应邀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和召开。本文系穗致宣为纪念这段历史所作，共分三期刊登。

 

五、北上：北上解放区，共商建国大计

“五一口号”发布后，邀请组织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筹备新政协，成为中共中央的一项重点工作。1948年5月1日，毛泽东亲自致信邀请在香港的李济深和沈钧儒等北上；周恩来则坐镇指挥，亲拟邀请名单和相关电函，制定接待方案；位于河北平山县李家庄的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于1948年9月更名为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香港分局成立五人小组，具体实施接送民主人士北上的任务。

1948年底到1949年初，中共在军事上取得了“三大战役”的胜利，推翻国民党政权胜利在望，召开新政协、建立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的号召也逐渐变成现实。致公党也在中共的支持和帮助下，积极参与新政协的工作，积极为新政权的建立而努力。 

1948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分别致电中共香港分局和中共华北局，提出邀请在香港和江南地区的李济深等77人和在平津地区的张东荪等24人前往解放区。后来又反复斟酌邀请名单并增加邀请人数。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上海局、香港分局、华北局城工部立即行动，向民主人士发出邀请，并制定周密路线和措施，护送民主人士前往解放区。

1948年8月至1949年3月，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民主人士先后分批在中共中央派往香港的钱之光和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等周密安排与护送下，陆续进入解放区，受到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著名民主人士齐集解放区，使得蒋介石政权在政治上陷入空前孤立，也为新政协的召开打下了重要基础。民主人士奔赴解放区，大多历经艰险，冲破各种障碍，最终走向光明。但冯玉祥、杨杰、阿合买提江等民主人士为新政协的召开献出了宝贵生命。

1948年9月13日，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从香港起程。北上各个环节都经过反复斟酌、周密布置。大件行李事先搬运上船，登船前民主人士都做了乔装打扮：沈钧儒、谭平山扮作老太爷；章伯钧扮成长袍瓜皮帽的老板；蔡廷锴穿褐色暑莨绸，扮作运货员。他们乘坐“波尔塔瓦号”货轮过台湾海峡时遇到强台风，失去控制，被冲到澎湖列岛一带，几致触礁。全体船员投入抢险，蔡廷锴等乘客也披挂上阵，浑身湿透，经船员和乘客奋力抢拼，才摆脱险境。面对强风巨浪,民主人士显示出超常定力和北上的坚定信念。9月29日，第一批民主人士在历尽曲折后终于乘火车抵达哈尔滨，受到高岗、林枫等东北局负责人欢迎，随后下榻马迭尔宾馆。1948年11月25日，高岗、李富春在哈尔滨代表中共中央与沈钧儒、谭平山等人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这个协议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由周恩来和中央统战部负责人与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商讨后拟定的。中共中央充分吸收了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见，是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成功实践，为新政协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哈尔滨火车站（老站） 来源：中国政协文史馆

 

沈钧儒等到达哈尔滨火车站。来源：中国政协文史馆

 

民主人士在哈尔滨下榻的马迭尔宾馆  来源：中国政协文史馆

 

首批抵达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  来源：中国政协文史馆

 

中共与民主人士会谈的马迭尔宾馆会议室  来源：中国政协文史馆

 

在哈尔滨形成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定稿前的修改件  来源：中国政协文史馆

1948 年11 月23 日，应中共中央邀请，第二批北上的致公党领导人陈其尤与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母子(周海婴)、沙千里、宦乡、曹孟居等民主人士，由连贯陪同，乘挪威货轮“华中号”从香港出发，北上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华中号”过台湾海峡时，遭遇强台风，在富有经验的船长驾驶下，有惊无险地闯了过去。1948年12月1日清晨，“华中号”驶近大连。由于大连港当时处于苏联军事管辖，不准外国货船进港卸货。“华中号”只好掉头向东，驶往安东港登陆。当夜，海面突然刮起大风,“华中号”只好在王家岛避风。12月3日傍晚启航驶往安东，午夜抵达大东沟抛锚靠岸。12月4日早上，东北行政委员会代表、安东省（旧省名，今已撤销）副主席、安东市（今丹东市）市长吕其恩，用港口小型客船将民主人士接到浪头港上岸，并在岸边合影留念。

安东省政府主席刘澜波亲自迎接并将民主人士安排在原安东旅馆，后为铁路招待所，位置在安东火车站前（上世纪80年代因扩建站前广场而拆除）。民主人士下午游览了市区，到鸭绿江大桥进行了参观。

郭沫若在《北上纪行》中有诗：“鸭绿江头望，烟囱浑如林; 两番罹浩劫，一旦扫沉阴;东北人民血，春秋内外心;我今真解放，旧迹渺难寻。”三道浪头是当年乘船进安东的第一登岸地，距鸭绿江口很近，可以看作“江头”，所以郭沫若在船行至浪头近处，有感而发，反映的是当时在浪头一带的东洋沙场（纤维厂）、安东水泥厂、满洲轻金属，满洲碳厂、牡丹江木材厂、满洲汽车制造厂、安东陶瓷厂、满洲化学工业等一批工厂。

 

来源 | 中国政协文史馆

 

从香港驶向东北解放区的“华中号” 来源 | 中国政协文史馆

 

1948年11月，在华中轮上的宦乡、沈志远、周海婴（左起）来源：中国政协文史馆

部分民主人士乘坐华中轮时的合影。左起：马叙伦、郭沫若、许广平、曹孟君、侯外庐。来源：中国政协文史馆 

 

1948年，第二批北上民主人士从香港乘坐华中轮抵达东北解放区丹东后合影留念，左五持帽者为陈其尤。左起：翦伯赞、马叙伦、宦乡、郭沫若、陈其尤、许广平、冯裕芳、侯外庐、许宝驹、沈志远、连贯、曹孟君、丘哲、中共安东市委书记兼市长、安东省政府副主席吕其恩 来源 | 中国政协文史馆

旧三道浪头港  来源：丹东市档案馆

 

旧三道浪头港  来源：丹东市档案馆

 

原安东旅馆（后为铁路招待所，已拆除) 来源：丹东市政协

 

1948年12月，周海婴拍摄的鸭绿江铁路桥 来源：周海婴摄影集

12月 5日，前往五龙背汤浴，在丹东五龙背温泉休息了一夜。郭沫若特作诗两首。《蜩螗集·北上纪行》翼翼五龙背，溶溶涌沸泉； 伤痍愈战士, 憔悴润莲田； 树待春光发, 人期凯唱旋； 我今真解放, 尘垢脱如蝉。《七绝·畅浴》“烟囱林立望安东，畅浴温泉跨五龙。东北人民新血汗，化将地狱作天宫”。后刘澜波陪同民主人士乘坐火车去沈阳。

 

民主人士在五龙背洗浴的五龙阁旧影 来源：致公党丹东市委

 

民主人士在五龙背洗浴的五龙阁现状 来源：致公党丹东市委 

民主人士在五龙背洗浴的五龙阁正门及郭沫若诗碑 来源：致公党丹东市委

1948年12月6日，陈其尤等民主人士一行乘火车抵达沈阳南站，受到中共中央代表热烈欢迎，入住铁路宾馆（今辽宁宾馆）。12 月19 日， 陈其尤致电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代表致公党向中共中央致敬，表示要为实现新民主主义，建设新中国而努力。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沈阳和东北全境获得解放。12月6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正式由哈尔滨迁往沈阳。此前，东北局安排沈钧儒、章伯钧、谭平山、蔡廷锴、朱学范、王绍鏊、李德全等民主人士离开哈尔滨，或乘车或步行或坐雪橇，到了长春，逗留了15天左右，12月19日到达沈阳入驻铁路宾馆，并与第二批到达东北解放区的陈其尤、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等汇合。12月26日，第三批李济深等20余位民主人士乘苏联货轮“阿尔丹号”从香港启程北上，1949年1月7日抵达大连，李富春、张闻天专程迎接，下榻大连旅馆，举行了欢迎宴会。又于1月10日乘火车到达沈阳。至此，共35位民主人士汇聚沈阳。

1949年元旦，毛泽东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辞。1月6日致公党发表了《最近对时局之声明》，拥护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主张，要求蒋介石政府彻底解除一切武装，无条件投降。1月14日，针对蒋介石的求和声明的《新年文告》，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宣告中共和谈的八项条件。1月22日致公党领导人陈其尤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著名民主人士等55人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明确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从此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一致正式地、明确地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彻底抛弃了所谓的中间路线，在中共领导下，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奋斗努力。1月28日，致公党再次发表《拥护毛泽东时局声明》。声明指出：毛泽东关于对时局的声明，“指斥南京反动政府和平阴谋，同时提出民主和平八个条件，词严义正。实为全国人民最低要求。”“兹幸中共领导人民革命，已近全面胜利，甚望彻底肃清反动残余势力，使中国得到真正和平民主”，“本党代表海外数十万华侨，伫望祖国和平统一、独立富强，自当同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到底，并盼国民党统治区内各界同胞一致主张为幸”。

1949年1月26日，中共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解放军东北军区以及东北各界人民代表在平安广场（今民主广场）举行盛大会议，热烈欢迎为参加新政协会议北上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陈其尤与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谭平山、彭泽民、章伯钧、蔡廷锴、章乃器、李德全、沙千里、茅盾、黄振声、邓初民、王绍鏊、许广平、许宝驹、洪深、曹孟君等分别发表讲话。他们一致痛斥南京国民政府的假和平阴谋，拥护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对时局的声明，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革命进行到底。

1949年2月1日，陈其尤与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等56人在沈阳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祝贺平津解放的伟大胜利。2月2日，毛泽东、朱德电复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等56人。接下来的几天，中共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又组织北上民主人士参观了东北解放区。他们先后到沈阳机车车辆厂、第一机床厂、沈阳市郊农村，抚顺龙凤、老虎台、露天矿及鞍钢等地，亲眼见到了当家作主的工人、农民努力生产建设，恢复战争创伤，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2月14日，林伯渠离开西柏坡，代表党中央前往沈阳迎接民主人士到北平共商国是。2月19日，中共东北局副书记李富春在铁路宾馆（今辽宁宾馆）召集在沈民主人士召开全体会议，会上民主人士与林伯渠商定于23日启程赴北平。

1949年2月23日，在林伯渠、高崇民、田汉的陪同下，陈其尤和全体民主人士在沈阳南站登上悬挂着毛主席彩像的蓝色专列“天津解放号”出发前往北平。列车于1949 年2 月25 日抵达北平，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薄一波、叶剑英、彭真等中共在京主要领导人一起在前门车站迎接。次日，党政军各部门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欢迎会，民主人士120余人莅会，会议持续4个半小时，气氛热烈。

 

第二批北上人士下榻的沈阳铁路宾馆（今辽宁宾馆） 来源 | 中国政协文史馆

 

1949年1月7日上午李济深等第三批民主人士到达大连下榻的大和旅馆（今大连宾馆）（来源：网络）

 

民主人士在辽宁宾馆的活动，当时被一个年轻人（鲁迅与许广平的儿子周海婴）用相机全程记录下来。这是宾馆大宴会厅召开座谈会的情景，很多重要决议都是在这里做出的。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陈其尤与周海婴在辽宁宾馆楼顶的合影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创始人李济深在辽宁宾馆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七君子”之首的沈钧儒先生也住在宾馆，这是他在二楼阳台上的留影。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这张照片里的场景是宾馆的台球室，左边的那个年轻人就是照片的拍摄者——鲁迅的儿子周海婴，他正在跟沙千里一起打球。周海婴与母亲许广平从香港乘船秘密北上，临行前专门购置了一架禄莱相机，一路拍摄，记录了民主人士在解放区的活动，这些照片都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

 

民主人士参观沈阳农村（站立者前排左三为陈其尤）。来源：中国政协文史馆

 

民主人士参观东北书店总店、新华书店东北总分店。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1949年春节，民主人士在辽宁宾馆门前观看群众在中山广场上集会，画面前排为郭沫若、蔡廷锴、李济深、沈钧儒和曹孟君。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1949年1月22日致公党领导人陈其尤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著名民主人士等55人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1949年1月26日，陈其尤与李济深等民主人士在沈阳一致拥护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对时局的声明，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革命进行到底。来源：求是网

 

1949年2月25日，民主人士抵达北平火车站。来源：中国政协文史馆

 

1949年2月26日，北平各界召开大会，热烈欢迎到北平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图为大会会场。来源：中国政协文史馆

致公党的另一位领导人黄鼎臣于1949年3月21日乘坐载有250多人的“宝通号”货轮驶离香港。乘客中包括民主人士、文艺界人士、出席全国妇代会的代表和香港达德学院50多名学生，是历次“北上”中人数最多的。“宝通号”航行七天，一路热闹非凡。3月27日，“宝通号”抵达天津第二码头，黄敬前往迎接，并于次日举行盛大欢迎宴会。之后，转去北平。

 

“宝通号”上的部分民主人士 来源：中国政协文史馆

1949年1月20日，毛泽东致信致公党元老司徒美堂，邀请他回国参加新政协。信中说：“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力量，完全实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实为当务之急”，并热诚邀请司徒美堂“摒挡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当时已是83岁高龄的司徒美堂因远在美国，虽较迟才接到此函，但毅然拒绝孔祥熙等人的劝阻，即刻启程离开了侨居近70年的美国，于1949年8月13日抵达香港。由于半年前，李济深、郭沫若、蔡廷锴、陈其尤等人的突然秘密离港，那些监视他们的港英当局和国民党特务竞无所觉，这次司徒美堂来港，国民党人员加紧戒备，气氛就非常紧张。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帮助下，司徒美堂摆脱国民党特务的跟踪，搭乘太古公司的岳阳轮经台湾海峡，于9月4日抵达北平，与先期到达的致公党代表陈其尤、黄鼎臣等一道参加人民政协，共商建国大计。司徒美堂到了北平之后，提出想拜访毛泽东主席。此时主席暂住在香山双清别墅，他考虑到山路崎岖颠簸，司徒美堂年岁已高，不宜乘车上山。就叫人把自己的藤椅两边绑上木棍，做成一个简易的“轿子”将老人抬上山，并走出大门口和警卫战士一左一右把老人搀扶到会客室。主席以此告诉世人，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不会忘记在中国革命中共同“抬轿子”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这段历史也成为多党合作和人民政协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毛主席亲笔修改的邀请司徒美堂回国参加政协会议的信函草稿，来源：中国政协文史馆

 

在去双清别墅见毛主席的路上和新中国成立前后，司徒美堂多次享受坐“轿子”的待遇。这是新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专门交代大会秘书处特制一把藤椅，由工作人员抬他进入会场。开国大典当天，他和张澜、何香凝等参加或支持过辛亥革命的老前辈都是坐着“轿子”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来源：司徒美堂纪念画册，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9

 

六、共和：参加人民政协，迎接新中国诞生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决定在北平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3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统战部迁入北平，新政协筹备会提上具体日程。

1949 年6 月15—19 日，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新政协的召开和新中国的建立进入实操阶段。出席会议的有中共及各民主党派等23 个单位的134 位代表。在筹备会常委会领导下成立6个小组，分别进行以下工作：第一组，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和名单；第二组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第三组起草共同纲领；第四组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第五组起草大会宣言；第六组拟定国旗、国徽及国歌方案。致公党陈其尤、黄鼎臣、官文森、雷荣珂等出席了筹备会。经过协商，确定致公党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代表是4人：陈其尤、黄鼎臣、官文森、雷荣珂。陈其尤参加筹备会第一和第四组工作，黄鼎臣参加第三和第五组工作，雷荣珂参加第二组。第三小组是周恩来主持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的小组，黄鼎臣参加了第三小组的会议，参与《共同纲领》的起草和讨论。据黄鼎臣回忆，致公党的代表还有幸参加国旗、国徽方案的审查选定工作。

1949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新政协筹备会的情况。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 

在参加新政协的过程中，也发生过一些误解，幸而得到中共的帮助才得以消除。还在酝酿成立筹委会过程中，就有代表曾直截了当地对致公党负责人陈其尤说：“致公党没有资格参加新政协。你(指陈其尤)以个人身份参加，我们表示欢迎”。这一说法反映了一部分人对致公党缺乏了解乃至于误解。周恩来同志非常重视致公党参加新政协的问题，由于周恩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时间比较长，对各党派民主人士的情况比较熟悉，并同他们有密切的交往，因此，他亲自过问并列举了致公党为中国革命所作的贡献，从而使这一问题很快就获得解决。他最后归结说：“致公党响应新政协最早，我们主张列入筹委会”。周恩来的意见为绝大多数同志所接受。致公党能够走向革命，成为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中八个民主党派之一，是与周恩来的支持帮助分不开的。周恩来的意见，对于巩固致公党在新政协乃至新政权的地位至为重要，他在人事安排过程中，也注意照顾到华侨与致公党的代表人物。周恩来的意见也代表着中共对致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公正评价。这一评价中也蕴含着不少鲜为人知的史料。解放战争时期，根据人民革命事业发展的需要，在中共华南局领导下，致公党在港、穗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据黄鼎臣回忆，抗战胜利后，在香港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经常举行会议，发表声明，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支持人民解放战争。当时香港的情况是复杂的，反动势力很猖狂。致公党在港澳的成员较多，社会联系也比较广泛，因此“我们把致公党的成员组织起来，给著名的民主人士站岗放哨，他们开会的时候，致公党成员在会场附近巡逻，暗中加以保护，使他们免遭反动派的暗害”。1949年春到年底，致公党在粤港地区积极、秘密地配合解放军南下，在保护工厂企业和人民财产等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有效维护了当地社会秩序。 

1949年9月17日， 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从美国经香港奔赴解放区的司徒美堂正好赶上了这次会议。会议批准各项草案文件，同时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根据变化了的新形势，会议又通过了扩大代表名额的决定，由原来的510名增加到662人。其中，中国致公党正式代表6人，候补代表1人，他们是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官文森、雷荣珂、严希纯。陈演生因留守香港总部不能赴京。后通知伍觉天北上参加会议，也因中央党部工作繁重， 决定留守香港，未能成行。候补代表1人因故滞留广东东江。而中国致公党元老司徒美堂则出于广泛联系侨胞的考虑作为华侨界代表出席会议。

 

1949 年9 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中国致公党代表合影。由左至右分别为：雷荣珂、黄鼎臣、陈其尤、官文森、严希纯 来源：致公党中央档案室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中国致公党代表在政协会议签名簿上的签名 来源：致公党中央档案室

“我代表美洲华侨回国出席这个会议，飞越半个地球跑到北平，用最热烈的心情，向大会致贺。”

1949年9月2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司徒美堂在怀仁堂签到。来源：司徒美堂纪念画册，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场 来源：中国政协文史馆

司徒美堂在人民政协筹备会上对国号发表了过真知灼见。当时一些代表考虑到以往的传统，提出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称后面加注“简称中华民国”的字样。司徒美堂站起来发言说：“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重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最近22年来更给蒋介石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都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又臭又坏的中华民国的烂招牌。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会议代表全国各族人民意志，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作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四个重要决议，选举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致公党陈其尤、陈演生和司徒美堂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司徒美堂还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

 

来源：中国政协文史馆

 

1949年9月29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代表提案。其中第十条为中国致公党提出的人民政协最早的党派提案——《由中央人民政府研究和实行护侨政策案》  来源：中国政协文史馆

 

1949 年9 月21—30 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今北京）召开， 毛泽东发表讲话。（前排右二为陈其尤） 来源：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

 

第一届政协会议选票来源：中国政协文史馆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秘书长名单 来源：中国政协文史馆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与部分委员合影（前排左二为司徒美堂）。来源：中国政协文史馆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秘书长 来源：中国政协文史馆

 

司徒美堂与毛泽东在一起  来源：中国政协文史馆

9月24日，致公党的首席代表陈其尤在大会上发言，他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实在是适合今天中国人民迫切要求的一件大事，又是中国人民历史上空前的创举。”“我们的国家今后应以经济建设为第一，这是使我们全国人民真正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完全解放出来的保证。”《共同纲领》“它固然代表了各民主党派及各民主人士的共同要求，也代表了全中国人民的共同要求，也是百余年来我国无数志士仁人牺牲生命以追求的，它可说是我们现阶段的大宪章”。“本党因为历史关系，党员多为华侨，今后我们愿尽最大的努力推动侨胞，各尽所能来为新民主主义的祖国的建设而共同奋斗”。这是致公党领导人对新中国建设的真知灼见。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9月29日，政协主席团常务委员会的审查报告中指出：会上共收到提案14件，其中中国致公党提交的“维护海外华侨权益”的提案，是第一件以党派名义递交的提案。   

 

  陈其尤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代表中国致公党发言。

来源：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 

 

司徒美堂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代表美洲华侨发言。（来源《中国侨网》）

 

中国致公党在第一届政协提交的“维护海外华侨权益”的提案，是第一个以党派名义递交的提案，开创了民主党派团体提案的先河。来源：《中国致公党历史文献和文史资料汇编》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30万军民齐集新中国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根本上结束了100多年来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历史，使中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性质，成为真正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纪元。陈其尤等致公党的代表以及致公党元老司徒美堂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开启了中国致公党历史的崭新一页。从此，中国致公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来源：中国政协文史馆

 

 

1949年10月1日，首都30万群众聚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来源：中国政协文史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