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司徒美堂先生诞辰155周年。一直以来，关于司徒美堂与致公党关系的研究都是致公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2018年，冯雪彬同志根据在筹建中国致公党中央党部旧址陈列馆过程中发现的司徒美堂与致公党四大的档案，撰写了《司徒美堂与致公党四大》一文，并发表在内刊《广东致公》2018年第2期及《广州致公》2018年第3、4期上。但是关于司徒美堂与致公党的关系研究的一些重点问题不少学者和党内同志仍存疑问，此次公开本文旨在对厘清上述问题提供一个参考，希望对致公党史研究有所帮助。
众所周知，美洲著名侨领司徒美堂先生不但是美洲洪门的领袖，也是致公党的元老和创始人之一，在致公党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致公党早期历史资料的阙如，司徒美堂在致公党创党至三大时期的研究比较薄弱，但是从1948年10月司徒美堂在香港大公报公开支持陈其尤领导的中国致公党开始，司徒美堂与中国致公党的关系更加紧密，在中国致公党的历史地位和影响也更加重要。笔者就近期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致公党中央档案室等处发现的资料，简要论述司徒美堂在中国致公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致公党四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四大的成功召开，离不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协旗帜下中国致公党内部实现的政治成长和团结。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发出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并于5月2日，全文刊发在《人民日报》头版。1948年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 5月5日，致公党领导人陈其尤与民主人士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郭沫若等人，从香港联名致电毛泽东，并向国内各报馆、各团体及全国同胞发出《各民主党派为召开新政协致海内外电》和《各民主党派为召开新政协致中国共产党电》，响应中共“五一口号”，拥护召开新政协。 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李济深等致中共毛主席电。来源：《万水朝东——中国政党制度全景》 陈延武著 1948年8月6日，陈其尤代表中国致公党，与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在《人民日报》上发文表示，共同拥护中共五一时局主张。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
6月9日中国致公党单独在《华商报》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宣言》，强调“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这一“宣言”是中国致公党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并实现政治成长的重要标志，也是致公党成功获得司徒美堂支持的共同政治基础。中国致公党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宣言。来源：中国致公党中央档案室 司徒美堂抗战结束后回到祖国，与中共进行了频繁接触，于1947年7月发表声明退出被国民党操纵的“中国洪门民治党”，并认识到“中间道路”走不通，在陈其尤等人协助下， 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口号”，于1948年8月在香港发表支持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国是主张。同年10月23日，司徒美堂离港返美前夕，中共华南局连贯同志设宴为其饯行，席间，司徒美堂即席亲书“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衷诚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向“出斯民于水火”的毛润之先生致敬，郑重表示：“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10月30日，司徒美堂抵达美国后，又根据事先与陈其尤等领导人的约定，在香港各报上发表了他在10月18日签署的另一份声明：《司徒美堂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声明》，明确表示“今中共及各民主党派所号召以四大家族除外之新政治协商会议，进而组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余认为乃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唯一良好方法，表示热诚拥护，并愿以八十有二之高龄，为中国解放而努力”。在《声明》中，司徒美堂以洪门老人身份呼吁洪门兄弟声援陈其尤等人继续组织的中国致公党，并认定“中国致公党之民主工作，乃洪门兄弟之良好楷模，必须团结并进，以争取中国革命之彻底成功”。司徒美堂返回美国后，广泛宣传祖国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号召旅美华侨全力支持解放战争。司徒美堂对陈其尤所领导的中国致公党的支持对中国致公党获得海内外侨胞的广泛支持、进一步巩固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地位起到重要作用，可以说，在中共的领导和新政协的旗帜下，中国致公党基本实现了政治上的团结，为在新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奠定了基础。司徒美堂1948年10月发表之声明手迹。来源：中国致公党中央档案室 二、四大的筹备与司徒美堂当选四大代表、中央委员候选人 1949年，随着中共在军事上的成功，解放全中国、召开新政协、建立新政权的工作也紧锣密鼓进行，陈其尤、司徒美堂等致公党人也纷纷北上，参加新政协，迎接新中国的到来。1949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致公党即将在1950年春季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道:“大会将讨论华侨应如何团结一致参加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伟大建设事业，并决定不久后将中央党部从香港迁到广州。”会议的议题决定作为华侨领袖的司徒美堂在四大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人民日报》1949年6月20日头版。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 1949年底，致公党中央党部迁往广州，开启了致公党踏上内地的新征程，也加紧了筹备致公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1950年初，致公党一方面成立华南总支和北京办事处等内地组织，另一方面由各国各地致公党提名，产生了致公党四大各地代表。从致公党中央档案室一份四大名单中，可以看到司徒美堂与陆绪熙、李星川、李福生作为美洲组织的党员，当选为四大代表。中国致公党北京办事处及华南总支部推举四大的代表名单。来源：致公党中央档案室 致公党中央为了开好四大，十分重视司徒美堂参会，与司徒美堂有过多次书信往来。3月1日，中央执委会致信司徒美堂，信中写道：“本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定于四月一日在广州举行，今后党的政治方针如何、任务如何、对于华侨应如何加紧组织及教育等等均宜事前评予商榷交换意见，用收集思广益之效，本会深盼。老同志能早日来穗指导一切，最迟宜于本月底以前到穗以便依时出席大会，前闻有意于清明节还乡扫墓及视察侨眷生活情形，此其时矣，查清明节系四月四日，而大会开幕日期不过在清明节前三天，最好能提早行期，公私双方均可兼顾，专此奉商并请赐复。此致革命敬礼！”致公党中央执委会给司徒美堂的信件。来源：致公党中央档案室 1950年4月14日，中国致公党在广州白宫酒店召开中央常务会议扩大会议，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伍觉天等人出席。根据致公党中央档案室的常委会记录，会议决议产生了致公党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司徒美堂与江醒民、李星川、李福生、江昌缨等五名美洲纽约总支部的党员被确定为中央委员候选人。致公党中央常委会扩大会议记录，来源：致公党中央档案室 1950年4月15-18日，中国致公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四大是致公党第一次在内地召开的代表大会，党的工作重心从海外转到了内地，受到各方重视。4月23日，《人民日报》对中国致公党四大召开情况进行报道：“四大”总结了“三大”以来的工作，通过了政治报告，修改了党章。大会一致决议以人民政协制定的《共同纲领》为致公党的政治纲领，加强团结华侨的工作，号召华侨回国投资参加祖国生产建设。人民日报4月23日关于致公党四大的报道。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 1950年3月，司徒美堂由北京由津浦铁路，经上海返回广州。根据《司徒美堂大事年表》（郑怀音整理）中所述“1950年4月，亲临在广州举行的致公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致公党四届中央常委伍觉天在《司徒美堂与中国致公党》一文所述“1950年4月，在广州举行致公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司徒美堂不辞旅途劳顿，特别从北京来广州亲临指导”，以及致公党中央3月份给司徒美堂的信，司徒美堂作为致公党元老，亲临四大并对大会作指导，探讨致公党迁入内地后的党务和侨务工作，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在四大合影中，我们并没有找到司徒美堂的身影，而且会议也由原本的4月1日推迟到4月15日开幕，因此有的同志对司徒美堂是否参会存在疑问。据1950年9月15日由致公党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陈炳瀚签发的一份呈出席四大嘉宾请求核对演说稿的函，表明司徒美堂曾在四大开幕当天也即4月15日发表过演说。该发文写道：“我党于本月四月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承蒙惠临指导，至觉荣幸。兹拟将此次大会文献出版特辑，特送上你在大会上的演说词稿，请予审核后递回付梓以光篇幅为荷，此致，左洪涛、李章达、陈汝棠、郭翘然、丘哲、司徒美堂。”此文并附上了给司徒美堂等人的演说词（待核稿），可惜只见到了李章达和丘哲亲笔签名的回复件，其他人的没有见到。中央给司徒美堂的演说词待核稿全文如下：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五日致公党在穗举行第四届全体代表大会开幕典礼，本人得以参加，感觉到万二分兴奋。 本人参加致公堂迄今已六十七年，这一次大会蒙各首要光临,感到非常欣幸，可惜本人年迈，不能好像以前担负重任，希望各同志见谅，现将致公党的历史和本人负担工作时的经过向各同志作简单报告。 孙中山先生因革命避居美国檀香山，加入致公党（应该是致公堂），美国当局不准其居留，洪门兄弟尽力保护，因争持这一问题发生诉讼，用了七千余元，孙中山先生终能获得自由，及后组织同盟会、兴中会协助中山先生四处宣传奔走呼号，结果达到成功，三月廿九日（应该是农历）黄花岗之役失败后，中山先生需款十五万美元，遂将洪门兄弟集款购置之楼宇出卖得款尽交中山先生回国进行革命工作。 在每次革命中，均有洪门兄弟参加，革命之成功是由洪门兄弟的头颅换来的，不过洪门中亦有不良份子，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蒋介石背叛革命，实行反人民的措施，不惜出卖国家权益，企图巩固其反动统治，因此本人对其邀请出任伪国大代表曾严词拒绝。并对其反动措施，坚决的予以无情的打击。 毛主席为国为民，无私心，德、才、智兼备，实事求是的作风是值得我们万二分敬佩的。我们全党同志要紧紧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周围），为实现共同纲领而奋斗。 义气团结、忠诚报国、侠义锄奸，系洪门三大教条，希望各同志不要挂起革命的招牌而实在想做官享乐，我们应该确立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共同建设新中国。 四大代表合影。（上图前排左二至左八分别为：张友仁、何存波、官文森、陈演生、陈其尤、黄鼎臣、伍觉天，左十为郑天保；中排左一为叶少梅，左三为雷荣珂，左四为刘锦汉，左八为司徒擎，左九为李松菴；后排左五为邓坚，左七为赵惠平，左八为左大炘，左十二为廖保生。）。来源：中国致公党中央机关陈列室 致公党中央给司徒美堂等人的演说词核稿及司徒美堂在四大的演说词。来源：致公党中央档案室 这份演说词表明司徒美堂出席了四大开幕典礼，并对致公党的历史和任务作了说明和指导，展现了一位老致公党人对党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也反映了老一辈致公党人和侨领拳拳的爱国之心。 4月18日，四大选举产生了第四届中央委员会。按照新党章规定，由陈其尤、陈演生、官文森、雷荣珂和司徒俊葱组成中央主席团，陈其尤为主席团召集人，郑天保为秘书长。作为四届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司徒美堂，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入选，但是被邀请担任中央委员的监誓人。同日，致公党中央秘书处致信司徒美堂，称“本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已选出中央委员。并定于本月十九日下午一时，在白宫酒店六楼礼堂，举行中央委员就职典礼。敬请莅临监誓，并予指导。”4月21日致公党中央执委会给北京办事处的一份复电也称“司徒美老经商定不负党部责任仍以华侨超然名义从事华侨工作”。 伍觉天在《司徒美堂与中国致公党》一文中，曾回忆了四大会议中涉及司徒美堂的内情：“在此次大会中，不少人热切要求司徒美堂参加致公党的工作，表示拥护司徒美堂为致公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而司徒美堂老人对此表示极大的不满。他说：陈其尤同志是代表中国致公党参加新政协共同纲领签名的领导同志，那些另有企图的人，违背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统一战线精神，并且是企图陷美堂于不义。他还狠狠地批评了那几个积极活动者。以后致公党中央从广州迁到北京，司徒美堂对致公党的每次会议，都表示了极大的关怀。他老人家虽然在建国后没有参加致公党的组织活动，但他关怀和帮助致公党组织，对致公党的工作是起了很大的影响的。我们中国致公党人永远怀念他，并以他一生致力为公的崇高爱国精神作为学习榜样，为实现祖国统一，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努力奋斗。”由此可见，司徒美堂无论出席四大与否，担任中央委员与否，他对陈其尤领导的中国致公党的支持是巨大的，他在致公党和华侨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都是不可动摇的。4月18日致公党中央秘书处致司徒美堂信件。来源：致公党中央档案室4月21日致公党“中执会”给北京办事处的复电。来源：致公党中央档案室 实际上，1950年，司徒美堂已经八十二高龄，进入耄耋之年，他把有限的精力奉献给了华侨土地等关系华侨切身利益的问题。1950年6月，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司徒美堂提交了《关于华侨土地问题的几点意见》，由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转呈毛泽东。1951年4月，司徒美堂南下广东侨乡鹤山视察土改，在《光明日报》发表了《粤中侨乡的土改》专栏文章，并上书毛主席，报告土改情况，并收到毛主席的复信。毛泽东写给司徒美堂的复信。来源：中国致公党中央机关陈列室 1951年4月2日至11日，致公党中央在广州召开四届二中全会扩大会议，欲推举司徒美堂为中央主席团成员，司徒美堂推辞了，他于4月2日给中央秘书处的信中写道：“关于致公党四届二次扩大会议拟推举我为主席团的问题，我以为不甚妥当，请予撤销。”但是对于开展党务和侨务工作，有需司徒美堂帮忙之处，他很愿意从旁协助，决不推卸责任。这或许能够再次解释司徒美堂没有担任致公党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原因。不过，司徒美堂仍然出席了四届二中全会并作了发言，并为致公党的工作打气：“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致公党同志辛辛苦苦的在这一年来，做了很多的工作，在海外的影响日益扩大，对归侨和侨眷的联系也非常深入，这是好的！但工作仍然做得不够广阔，在形势急剧变化中，工作有时赶不上形势或有限于一个小据点上。我想想致公党的工作地域是遍于全世界的，因为世界各处都有华侨，这些华侨许多是洪门反清的老战士，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有不少的侨资，愿意回来祖国参加建设，问题在于教育宣传，在于组织领导华侨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我们的工作要快，要紧、要全面、要深入。” 综上所述，司徒美堂当选为四大代表，以及被致公党中央确定为四届中央委员候选人是确定无疑的。司徒美堂也亲临四大开幕典礼，发表了演说词，也是确定无疑的。根据上述材料，致公党四大召开期间司徒美堂亲自到会指导，并以实际行动支持了陈其尤领导的致公党，对四大的顺利召开、对维护了致公党的团结稳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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