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宣传工作 > 党史研究

中共与致公党在抗战期间的合作实践

文章来源：广东致公网作者：林硕添加时间：2023-08-10

《团结报》2023年8月10日07版《文史周刊》

1931年10月10日，中国致公党全党代表大会在香港召开。

　　回顾统战史，谱写新篇章。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辅德里625号召开。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统战工作的第一个专门文件，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科学阐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对内仍处于封建式的军阀势力统治之下，对外则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在这种封建势力统治的国家，人民的生命财产都握在武人手里，法律和舆论都没有什么效力，所以为人民幸福计，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是必要的，无产阶级倘还不能够单独革命，扶助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也是必要的”。与此同时，“与欧洲资本主义强国不同，中国的无产阶级比较弱小，这决定了它只能走联合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走联合全国各族被压迫人民的统一战线道路”，实现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各方面人民最广泛的团结和联合。

　　中国致公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历史由来已久，并在统一战线政策指引下形成了“敢于革命、追求进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优良传统。两党之间的合作实践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高层策划了“柳条湖事件”，以此借口炮击沈阳东北军北大营，开启了长达14年的对华侵略。面对国难，致公党中央在是年10月10日作出反应，“通告各埠党员，准备救国事宜”。是年12月30日，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以“快邮代电”的形式，密告各地致公党组织积极准备，动员党员、华侨出钱出力，支援义勇军抗战。然而，由于国民政府对日妥协，东北各地的抗日义勇军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犹如散沙。蒿目时艰，中国致公党联合华侨建立了“美洲华侨抗日救国委员会”，积极动员海外华人华侨为国内抗战出力，号召为活跃在白山黑水之间的抗日将士捐款，募得10万银圆，由致公党人陈演生、钟秀南等化装成商贾送交东北义勇军，为支持抗战作出了贡献。致公党在九一八事变后所持的坚定的抗日态度，是致公党争取民族独立、侨海报国的重要体现，得到中共的认可。在1935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发表的《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中，把致公堂（党）视为“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7月8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国共合作和全民族团结，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本的侵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1938年9月至11月间，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决定再次成立南方局（土地革命时期曾设立过南方局），办公地点设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其重要职能之一就是维护统一战线，为此专门设立了“统战工作委员会”，争取和团结包括中国致公党在内的广大民主人士，宣传中共的各项方针政策。在抗战期间，司徒美堂、陈其尤等致公党早期领导人，都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高度重视。

　　譬如，司徒美堂抵渝后的第二天，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代表中共前往探望，诚恳地表示：“听说先生不怕日军的威胁，拒绝同日寇合作，我们非常钦佩，愿意与先生这样的人共商抗战大计”。不久，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为司徒美堂举行了一场欢迎茶话会。在会上，周恩来向司徒美堂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延安解放区以及各地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情况，尤其是“皖南事变”的真相，阐述了国民党在皖南进攻新四军的详细经过，使司徒美堂确信“共产党人正在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国民党对他们的造谣中伤都是谎言”。司徒美堂在会上发表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演讲，号召包括致公党党员在内的海外广大同胞，声讨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的可耻行为。

　　又如，陈其尤在抗战期间一度被蒋介石软禁在重庆，偶遇乡贤黄鼎臣，后者正是新华日报社的医药卫生顾问。以此为契机，陈其尤不仅经常与时任新华日报社秘书长的徐迈交流，还秘密与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和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同志进行深入接触，“不断阅读共产党书报和毛主席言论”，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及其相关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影响下，陈其尤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逐渐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顺应历史潮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引领。

　　与此同时，在华南的致公党人也与中共进行密切配合，共御外侮。1941年，日本海军航母编队偷袭珍珠港得手。太平洋战争爆发，反法西斯战争扩大到最大规模。在此期间，致公党与中共在惠州、香港等地进行密切合作，共同抗击日寇，代表人物主要有官文森、陈演生。其间，官文森在吉隆坡募集大量捐款、物资及药品，组织“文森队”经九龙辗转回到祖国，抵达宝安沙鱼涌，受到中共领导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热烈欢迎，共御外侮。除惠州外，在香港的致公党党员也在秘书长陈演生的带领下，配合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面对日军在港大肆搜捕共产党员的行为，陈演生及时组织、发动起致公党党员，或襄助中共党员安全撤离险境，或积极协助东江纵队在港购买药品和物资。

　　“众力并，则万钧不足举也；群智用，则庶绩不足康也。”致公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投身抗日洪流与民主建国大业，不仅是两党紧密合作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典范。

　　（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致公党中央党史研究与党务工作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