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关乎着国家发展。在战火纷飞、时局动荡的1949年，一位名叫左大炘的致公党员，冒着生命危险，机智勇敢地将当时的“中央银行”广州分行从国民党手中完整保留下来交给解放军，为迎接广州解放平稳过渡作出了重要贡献。 左大炘，阳江江城人，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学系，后入职位于重庆的“中央银行”总行，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中央银行”广州分行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第一营业部主任，中国致公党第四、五、七、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致公党中央常委兼财务部副部长。 1941年末，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决定在肇庆筹设“中央银行”肇庆收税处，此时的肇庆不仅是香港经沙坪走私的必经之路，也是客商入广西及西南各省的重要通道，许多军政机关和金融机构均驻扎在此。肇庆收税处成立后，“中央银行”将左大炘从重庆“中央银行”总行国库局调派至肇庆，全面主持肇庆收税处工作。 1946年秋，左大炘被调往广州“中央银行”任职。在广州，他与致公党骨干党员、少年同窗陈炳瀚重逢。民国时期，银行体系盛行信用保证制度，公开职业为律师的陈炳瀚成为左大炘在广州“中央银行”工作的介绍人和保证人。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积极响应，新中国的曙光就在前方。中国致公党为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积极推动组织发展，并通过党员和革命群众保护人民和国家的财产。已是“中央银行”广州分行襄理兼国库课主任的左大炘，自然成为了致公党组织的重点发展对象。陈炳瀚向左大炘分析了当时政治局势，并详细介绍了致公党。1949年2月，左大炘在香港正式加入了致公党。入党后，组织给他的任务就是随时报告区域金融情况，随着局势的变化，他的工作任务中增加了“坚守原工作岗位，掌握黄金，保护人民财产，反对转移”一项。 左大炘的“中央银行”行员履历表，其介绍人是后来成为致公党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的陈炳瀚。陈炳瀚也是左大炘加入致公党的介绍人。 广州市档案馆档案号：L049-001-001102-008 入党后的左大炘爱国热情高涨，因为工作关系，他常赴香港汇丰银行提取外币存款，每次的金额都在港币或美金三五百万左右。在了解到中共驻港机构亟需外汇支持后，左大炘通过与他单线联系的陈炳翰同志向致公党中央建议，如果需要，他可以在汇丰银行领到存款后，把款项交给中共在港机构，而自己可以前往东江解放区继续开展革命工作。考虑到左大炘留在“中央银行”可以发挥更大作用，致公党中央未批准此建议，后来的事态发展也证明了致公党中央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 1949年8月后，解放战争的大势日渐明朗，留在广州的国民政府机关也日益紧张。“中央银行”广州分行一些管理人员联名上书，要求撤退。时任广州分行经理的黎度公为此专门召集了一次紧急会议：目前时局紧张，已做撤退准备，这次会议主要是征求大家意见，该如何撤，撤去哪里？话题一出，会上议论纷纷。对于银行，撤退就意味着资产的转移，如果“中央银行”当真提前撤退，那么自己所肩负的“保护人民财产”的重任也将无法完成，于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左大炘在会上提出，如果撤退过早，到时候军费无法保障，一旦部队吃了败仗，那么责任肯定要归“中央银行”承担，并举例不久前某地的“中央银行”，就因撤退过早其经理被以“贻误战机”的罪名问罪，主张暂不撤退。害怕承担罪责的黎度公只能将提前撤退“中央银行”广州分行的计划暂时搁置。 解放广州的前几日，许多“中央银行”广州分行的管理人员相继逃跑，左大炘被任命为银行的留守处主任，全权负责行务。当时的“中央银行”面临着随时撤退的可能，账册、档案以及贵重物品，都在陆续装箱等待随时撤走。左大炘为了迎接解放，必须尽一切可能来拖延撤退的进程。他在国库课和自己相熟的同事中暗中游说，劝他们不要撤退，同时与银行其他负责人一起商量，对于国库账册资料，暂不必装箱。 1949年左大炘被任命为“中央银行”留守主任全权负责银行一切行务 广州档案馆档案号：0016-001-000030-046
此时的“中央银行”一片混乱，遇到的麻烦可谓是内外交加。一方面，银行从10月13日开始就停止对外营业，铁门紧锁，由银行武装警卫把守，银行外面门外挤满了要求提款或兑换银元的人群，很多还是机关部队的人员；另一方面，银行的员工则人心惶惶，问是不是要撤退、怎么撤退的，要福利金的，要开具服务证明的…...里里外外一团乱。作为留守主任的左大炘，立刻整理好思路，采取了以下措施：
（1）排除外扰。左大炘同意了在银行附近的一个宪兵连兑换两千银元的要求，这个宪兵连名义上是保护银行而驻扎，实际上是在监视银行的行动，在满足他们的要求后，宪兵连就撤离了，这样以来，左大炘在银行开展后续活动就减去了最大外部干扰。
（2）稳定人心。作为留守主任，左大炘手中有三千美元的周转金，作撤退救急用。为了安定人心，左大炘将这三千美元重新入库，以示不撤退的决心，并告诉银行职员，现在没有撤退计划，各位只需要安心回家等候消息即可，同时给每个人发放了三个月的薪资福利作为保障。这一举措，为解放后的广州保留了一批重要行业人才，也为解放军接管后的广州的稳定发挥了重要贡献。
（3）保护资料与档案。之前为了准备撤离，在银行的营业大厅中已装箱了许多的账册档案、贵重物品等，左大炘让人把它们搬回地下仓库，贴上封条后并封闭了整个仓库。另外通知警卫队，没有他的批准，任何人不可以携运公物出银行。一切准备妥当后，只待广州解放后移交。
（4）提升警备。银行的警卫队，本来就是左大炘从肇庆带过来的，这个时候他又额外给他们发放了一笔奖金，嘱咐警卫队要用心守护，如果解放军来了，确认了身份后就可以迎接进银行，对其他人则严加防范，务必确保银行的安全。当时在广州市“河南”地区（今海珠区）的土匪几次想抢劫银行，均因为警备森严而不敢轻举妄动。 10月14日，解放军解放广州。如之前安排，“中央银行”广州分行的警卫在确认了解放军身份后，立即开门把解放军迎接进银行。至此，“中央银行”广州分行正式进驻解放军，并由解放军战士守护库房。左大炘在和进驻银行的解放军连长沟通后，由左大炘签发临时出入证，银行员工可以凭证出入银行，银行局势日趋稳定。解放军某政治部蒋主任也专门来到银行，征询左大炘对驻扎在银行解放军的意见，同时勉励他在银行耐心等候军代表来接管。这也是左大炘第一次见到共产党员，共产党人的和风细雨，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0月22日，后来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第一任行长的林朗天作为军代表来到“中央银行”广州分行进行接管，接管的重点自然也在库房。由军代表派员会同左大炘指定原“中央银行”发行课、出纳课主管开始进行库房清点，耗费了六天的时间，才完成了对库房中的金银外币、金圆券、银元券等的清点，仅黄金饰物一项，就超过五千两。同时，银行的其他物资、电台、账册以及档案等也完成了同步移交。左大炘的这些工作也得到了在香港的致公党中央秘书长陈演生同志的高度赞扬与肯定。 按照中共中央1949年9月24日发出的《关于旧人员处理问题的指示》：“除作恶多端严重贪污及依靠门子吃饭的分子等,而为群众所十分不满者，应予撤职并依法办理外，一般均应予以留用。”“中央银行”广州分行的职工陆续回行报到多达两百多人，原有员工中半数都被留用。新银行组建的物质和人员基础均已具备，1949年11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市分行正式成立，左大炘也被任命为分行第一营业部主任。至此，左大炘不负致公党中央的嘱托，真正践行了“保护人民财产”的承诺，为新中国献上了一份“厚礼”。
参考文献：
[1]左大炘.留守“中央银行”广州分行前后[J].广州文史资料选辑(21):175-185.
[2]左大炘.四十年代在广东省的“中央银行”[J].广东文史资料(69):139-151.
[3]清华十级纪念刊编辑组.清华十级纪念刊[M].北京.1988.
作者：童明，致公党广州市委侨海基层委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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