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8日,致公党广东省委会机关从广州市五羊新城明月二路68号搬迁至珠江新城华强路7号。我们在办公大楼一楼杂物房发现了几箱上了锁的绿皮柜,因内里物品归属不明,原样运到了新办公大楼。2018年省委会机关布置荣誉物品陈列室,绿皮箱再次被翻出来。开了锁,一些致公党早些时期的文件被翻出来了,有20世纪50年代的会议记录,有20世纪60年代的党员思想汇报。其中还有几张老照片,有司徒美堂先生的,也有陈其尤先生的……历史书中的吾辈楷模,突然以这样的形式出现在眼前,让人如获至宝又诚惶诚恐,恨不得马上去了解这些故纸堆背后的鲜活故事。 这一张司徒美堂先生的照片,与网上西泠印社拍卖的“司徒美堂签名赠徐光先生的照片”底片一致。照片的细节显示照片冲洗于广州市第十甫104号的美施照相馆(公私合营),而广东的公私合营开始于1954年,所以此照片应是在广州第十甫路翻拍冲印的。 根据照片中美堂先生的年纪穿着推算,此时美堂先生50~60岁。司徒美堂先生从1904年结识孙中山,任孙中山的保卫员兼厨师;1905年在纽约组织“安良总堂”并任总理,聘任富兰克林·罗斯福(1932年当选美国总统,后又连任三届)为安良堂担任法律顾问达10年;1911年以美洲致公堂总理身份,发动各地致公堂,通电三百多封,拥护孙中山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1923年由美洲洪门致公总堂发起,在旧金山召开了五洲洪门第三次恳亲大会,大会决议筹备改堂为党事宜;到1925年10月10日,五洲洪门第四次恳亲大会召开,决定以洪门致公堂为基础,组建华侨政党,定名为中国致公党。算来此时的美堂先生正是在海外最意气风发的时候。晚年美堂先生回忆这段往事时自豪地说:“我是致公堂的主要组织者”,“还是安良堂的创建者和领导者”。 西泠印社网拍的这张司徒美堂签名照片中的徐光先生推测应为江苏宜兴人,字子明,是1911年8月“庚子赔款”游美学务处录取的第三批赴美留学生。徐光与开平人司徒尧同批抵美,通过司徒尧认识前辈司徒美堂也是有可能的。 “庚子赔款”系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应向列强“受害者”赔偿四亿五千万两(按当时全国人口估算4.5亿,每人一两),分39年还清,算上利息是9亿两。这个条约对清政府的财政是毁灭性的打击。按照《辛丑条约》美国获赔约5000多万美元,基于索赔过多会导致清政府垮台的担忧,美国政府一是建议各强盗国将《辛丑条约》赔款总额限定在清政府有能力偿付的范围内;二为了缓和1905年美国出台排华法案带来的中国抵制美货斗争的矛盾;三是不安于当时大批中国学生赴日本留学的状况:一旦这些学生从日本学成归国后,其对中国的影响结果将与美在华的利益互不相容。所以无论美国政府是发自内心觉得“为善不卒”返还“庚子赔款”也好,还是被形势逼迫借以缓和中美矛盾也好,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主张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部分,美国政府还认为他们返还的“庚子赔款”的确是相当“完全”地用于资助在华兴办学校,如燕京大学、清华学堂、金陵大学等,分批资助中国赴美留学生接受西式教育,其中包括胡适、赵元任、竺可桢、钱学森、梅贻琦等对中国近现代史影响深远的一代人。实质上也正如伊力诺依大学的校长詹姆斯提交给罗斯福总统的《关于派遣教育考察团去中国的备忘录》分析的那样:“哪一个国家能够成功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就将因此而在精神与商业两方面收获最大的回报。” 司徒美堂先生对美帝华尔街资本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如欲发财,必须战争”“如预独占天下,必须战争”。他对美国退返“庚子赔款”也是嗤之以鼻的。“中国在美国的大使馆,是用减免的庚子赔款盖的,听说建筑上有石刻说明此事。美国强盗抢了我们的钱,施舍一点给蒋介石政府盖大使馆,还强迫我们歌功颂德,他们也真这么做了”。 “庚子赔款”选派学生也有猫腻,赔款由各省分认,故定出每12.95万两摊一名学生的原则,规定各省留学生的名额:直隶4名、江苏13名、安徽5名、广东10名等等。各省都会留有一定名额,免不了被各“皇亲国戚”中饱私囊一番:比如袁世凯家族每年预留了3个留学名额、2个清华学校留美预留生名额。曾国藩家族的子弟,端方、曹汝霖的儿子,曹汝霖的儿子是顶替新疆的名额免试入学。司徒美堂先生在回忆录中提到一个赴美“留学生”邓少云,讨了个美国太太,书不曾念好,却学了几句英文给移民局当狗腿子,成了纽约唐人街人见人憎的流氓头。其姑丈是广东海军将领,所以他越发瞧不起中国人,不料一天被斧头劈死,暴尸街头…… 这张司徒美堂先生的签名照,已托底装裱,细节显示此照片冲印于广州恩宁路的潇湘馆,上有美堂先生自题:司徒美堂敬赠,1952年12月15日时年84岁。恩宁路离致公党中央党部旧址多宝路24-26号(后改为多宝路221-223号)只有5分钟步程。我们知道1950年美堂先生亲临广州参加了致公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但“四大”的合影中没有司徒美堂先生;1952年11月8-17日,中国致公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美堂先生参加了大会但也没有出现在这次大会的合影中。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美堂先生没有担任致公党的领导职务,但对致公党的每次会议都表示了极大的关怀,积极参与接待来访的海外侨胞、洪门人士。美堂先生在《我的生活经历》中自述1953年,第二次到广州时,参观了越秀山。据此可以推断1952年美堂先生签名的这张照片并非在广州拍摄,也应系翻拍冲印。 同司徒美堂先生的签名照一起发现的,还有这张缅甸洪顺总堂赠送给广州致公党南方总部的大合照。缅甸的洪门“洪顺堂”,是在新加坡“洪顺堂”粤籍洪门大佬温成的主持下于1852年开堂成立的。照片没有标明拍摄日期,从背景横幅庆祝洪顺总堂100周年来推断,此照片正是拍摄于1952年。与美堂先生的签名照时间相符,尺寸也相当,因此我们大胆猜测,这两张照片是1952年司徒美堂先生会见海外回国观光团时与缅甸洪顺总堂互相交换的礼品。 缅甸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自1951年起,新中国通过与海外主流华侨社团合作,组织了若干批次的华侨回国观光团。司徒美堂和陈其尤多次接待和会见了来访的海外洪门人士。1951年9月的第一批缅甸华侨归国观光团,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海外华侨回国观光团。彼时国民党残部在缅甸还很有影响,观光团由缅甸华商商会出面主持组织,成员以工商界华侨为主,兼顾各籍贯、各团体和缅甸各地区的代表性人物,都是缅甸华侨社会中知名度较高、热心公益、支持祖国发展的各界代表人士。从1951年到1956年,中国政府一共接待了八批缅甸华侨集体回国观光团。 致公党的同志们协助有关单位陆续接待来自缅甸、印尼、印度、加拿大等国的华侨回国参观团,采用座谈会、茶话会、参观名胜古迹、采购土特产、解决一些具体问题等方式,宣传祖国建设,解说有关政策方针。归国观光团的缅甸华侨黄则光在参观了治理淮河的行程后说:祖国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真的是强大了,战胜了百年未见的大水灾。若是在国民党统治时代,不知道又借机向华侨敲诈多少金钱,这样生动的事实使我兴奋得要流泪。缅甸华侨李长贺说:这次回国观光,所见看到祖国各地人民吃饱穿暖,车站码头运送行李秩序井然,都证明蒋匪在缅北的反动宣传都是造谣和欺骗,回去后一定向侨胞大力宣传。 这次,还发现了陈其尤先生6张已托底的照片和2张底片。版式和“爱国民主人士——陈其尤”邮票一样。细节显示是在广州惠爱中路宝星冲印的。致公党中央党部从香港搬至广州后,曾先后在爱群大厦、太平路白宫酒店(今人民中路)、光孝路102号、多宝路24-26号办公过。前面司徒美堂先生的两张照片分别是在恩宁路和第十甫路冲印的,都离现多宝路致公党中央旧址很近。这张照片却是在惠爱中路(今中山五路)冲印的,猜测是致公党中央在光孝路办公室工作人员就近冲印的。冲印这么多张,或是为了作为“名片”送给有关团体。 老照片属于档案文物,近几年逐渐兴起收藏,其中包含的大量信息,对于我们追寻先贤足迹,学习先辈品质精神,弘扬致公党光荣传统,都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从这些老照片上,我们能看到家国变迁的沧桑,先贤英杰们俊朗的身姿…… 我们将迎来中国致公党建党100周年,回顾中国致公党近100年来成立于海外,辗转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艰苦历程,虽历经风雨洗礼,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最终选择了跟着中国共产党走,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矢志不渝,携手奋进。作为一名党派机关工作者,我想我们不仅要切实承担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历者、实践者、维护者和捍卫者的政治责任,更要细致、全面、真实地做好新时代中国故事的书写者和讲述者。 今天工作生活的每个瞬间,未来都有可能书写历史;更要搜集整理好身边的这些老照片,利用好这些老照片身上的红色基因、革命基因、爱国基因,讲好中国故事,讲好致公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