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记中国致公党早期领导人陈演生

作者：钟伊伊

      陈演生（1875—1952）号汉桢，曾用名鼎勋,系陈癸尊(曾担任江西省副省长、民盟盟员)祖父，广东海丰县青草墟西门人（现属汕尾市城区红草镇）。20岁考中清末秀才，后参加同盟会。1911年5月，在香港加入支那暗杀团,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任广东五华县知事，缷任后在广州、新加坡参加倒袁、护法运动。1918年任援国粤军总司令部政务处长。1921年任广东电政监督。后移居香港，长期在香港经营企业。他于1925年加入中国致公党，1931年担任致公党中央秘书长。1946年，他同陈其尤一起进行中国致公党的改组恢复工作。1947年，中国致公党在香港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会上当选为中央常委兼秘书长。此后，由他负责中国致公党总部日常业务工作，长期留守香港。1949年后，他当选中国致公党第四届中央主席团主席（主席团主席还有陈其尤、官文森、雷荣珂、司徒俊葱，陈其尤为召集人），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1952年病逝于香港。2015年，获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一枚。

      陈演生受其父（伯熙）影响，自小仗义且多才多艺。早年结识钟秀南，与钟秀南情同手足。钟秀南的兄长钟景棠比陈演生大6岁，钟秀南比陈演生小3岁，称陈演生为二哥，并因此结识马育航（著名音乐家马思聪之父）等一班热血青年。清末的中国社会，清政权腐败无能，列强在中华大地肆意掠夺。陈演生、马育航、钟秀南等把洗刷民族屈辱，拯救中国当成自己的抱负。那班异姓兄弟给见多识广的陈演生起绰号“通天晓”。大家敬重陈演生，跟着钟秀南称陈演生为二哥。陈演生经常把从香港得来的报刊杂志分给兄弟们学习，让他们洞悉时事，了解天下大势。1906年，陈演生、马育航、钟秀南等在海丰五坡岭的小农场成立“正气社”，取义“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马育航、陈演生为副会长，钟秀南为财务员。1908年,陈演生与马育航等三十多人在海丰五坡岭方饭亭宣誓结盟，“反对满清，恢复汉族主权”,成立广东惠州海丰同盟会，“分头开始革命之运动”。同时创办自治会、戒烟局、整理育婴堂及县仓，并用二百元开办了《海丰自治报》，自此陈演生走上了革命道路。当时海丰同盟会受孙中山直接领导，在博约山房设俱乐部，除宣讲革命道路道理外，还曾数度运枪进海丰，开展武装活动。

      1911年，陈演生担任黄花岗起义筹部编制课长助理。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大家主张凑点钱合股，由陈演生在香港做生意，先在香港谋生立足，伺机再起。陈演生不同意以合伙的方式做生意，坚持由他独资经营。陈演生侠肝义胆，大家相信只要陈演生不死，生意就是诸位兄弟的。陈演生返回海丰，东挪西借，又将家中的十几亩田典当，筹了一笔钱，在香港直弼街开了一家名叫“汉生隆”杂货店。“汉生隆”开张，陈演生曾三次远赴南洋，因缘巧合，结识了陈永楠、林义顺、张永福、陈新政等华侨领袖以及义兴堂首领尤烈，并结下了深厚情谊。马育航、钟秀南等回海陆丰，召集正气社同志，奔赴惠州、潮州、梅州，联络有志之士，准备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朝政府。陈演生欣然受命，但他坚持只负责发动募捐，绝不插手募捐款项分毫，做生意的账与募捐的账不能混在一起,必须有专人收款。1911年6月，陈演生赴南洋筹备革命基金。陈小岳赴南洋专门负责收款，陈演生与陈永楠、林义顺、张永福、陈新政等华侨领袖沟通，与尤烈等南洋各埠洪门首领接触，获得了募捐明确的支持态度。募捐活动出奇的顺畅，不到一个月就筹得约50余万元。陈演生还告知大家，“汉生隆”自开张以来，除还清借款、赎田及给各人家属寄去生活费外，尚有4万余元的积累可留作预备金。陈演生具体落实30万元购买军火；马育航、钟秀南、周醒南安排20万元用于粮饷。陈演生立即远赴南洋，密购军火，运至公海，由海丰的渔船驳运到马官，再由马育航、钟秀南、周醒南等接运到各地。万事齐备，陈演生提议及早发动。1911年8月13日，马育航、钟秀南被派运输炸药，协助林冠慈、陈敬岳在广州双底门行剌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炸死炸伤随从多名，李准身受重伤。林冠慈抱炸药行刺，当场献身；陈敬岳被捕，为张鸣岐下令处死。陈演生很反感，认为以一命换一命的做法不可取。清政府死一个将帅，身后有一大帮接班人，不怕没人做官，而咱们人命衿贵，死一个少一个，得不偿失。目前，粮饷已备，各地精英跷首待命，万一惊动官府，恐覆“三·二九”起义（黄花岗起义）前辙。陈演生提出制订起义计划要进中有退的建议，他的想法是夺取惠州为立足点，两手准备，进而攻取广州，万一失败，退可死守惠州，依托山区、农村，与清廷周旋。陈演生的建议被采纳。起义计划的第一步是规复惠潮梅，占踞惠州城，进而夺取广州，站稳脚跟。第二步是联络南方各省北伐，推翻清廷，建立联合政府。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爆发，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1911年11月1日清晨，在辛亥革命中举足轻重的淡水农民起义爆发，附近农民纷纷响应，队伍迅速扩充至500余人，各路人马按计划如期发动，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各路起义军攻占归善（今惠阳）、陆丰、紫金、河源、龙川、和平、连平、博罗等地；11月5日，各路人马共一万余人，分别在距惠州20公里处的马鞍墟、三多祝、坪山、白芒花、横沥等地集结，司令部设在马鞍墟；11月6日，进攻惠州城；11月9日，和平光复惠州。淡水起义军的将领们磨拳擦掌，纷纷请战，希望一鼓作气，挥师直下广州。但陈演生认为进入广州的时机尚未成熟，提出了“以退求进”的建议。1911年11月29日，如陈演生所料，邓铿等率1500名精锐进入广州。陈演生筹款购械，淡水起义弹精粮足，被起义将领誉为福将财星。

      辛亥革命后，1912年3月间，陈演生往五华县赴任，使用“鼎勋”之名。卸任后在各地从事“倒袁”、“护法”运动。1917年5月，北方督军团解散国会，毁弃约法，西南各省通电护法，孙中山、章太炎、程璧光等乘舰南下广州，建立军政府，孙中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同年11月，陈演生任机要秘书。1918年8月，粤军平定闽南，进驻漳州，实行“闽南护法区”的建设，陈演生又任政务处处长。“汉生隆”生意兴旺，财源广进，虽由陈演生操盘，一分一厘却浸透着全家人的血汗。当初典当田产集资做生意，陈演生就与三位胞弟讲明，“汉生隆”是家族的事业，但事实上却变成了革命的公产。“汉生隆”好不容易赚积的钱财总被陈演生拿去投入革命。乡人都说陈演生家阔绰，实则“锦被盖鸡笼”而已，添衣置物，还得看陈演生的脸色。经过几年的努力，闽南的政治、教育、社会、文化都有明显进步，被称为“中国的示范区”、“闽南的俄罗斯”。1920年8月，粤军在漳州誓师回粤；10月29日，桂系被逐出广州；11月，粤军抵达广州。1920年11月3日，陈演生将“汉生隆”的全部积蓄二十多万元和南洋捐款二万多元一股脑儿搬到广州。这是一场及时雨，全军发饷，并发还历年欠薪。陈演生有义，作为兄弟不能无情。马育航、钟秀南、黄凤伦、陈炯光、钟景棠等将薪饷集中，请钟秀南交给陈演生。陈演生起身作色，将钟秀南骂个狗血淋头：“这些银两从谁的手里拿来，就送回谁的手里，今后谁提钱的事，谁就不是兄弟！”这段时期，广东省开展了模范省的建设，在政治、市政、文教、实业等方面都有了进步，当时上海《申报》记者盛赞广东是“黑暗民国里头的一线曙光”。陈演生任广东电政监督。虽然陈演生只是个亳不起眼的电政监督，但他以公心、才德、礼义服人，从不高谈阔论指手划脚军政事务，只有在事关大局的关键时刻，才说出自己的主张，因而，他在粤军将领中一言九鼎。1921年2月1日，广州宣告正式建市，但如何规划市政建设，送来的图纸一大堆，各有千秋，莫衷一是。陈演生想方设法，搞来袁世凯当直隶总督时建设天津的市政规划设计图和一份香港早年的建设规划图，让具体主持广州市建设的马育航等人参考。陈演生建议：广州建设应中西结合以中为主，吸纳天津、香港的成功经验，避开其不足之处，辟广州大道（现中山路）作为商业街，两旁以骑楼式建筑，最少三层以上，前铺后居或上居下铺，建出广州自己的特色。街道最好是壳灰路面，经久耐用，价钱便宜，又能让沿海县开办壳灰窑增加收入。海陆丰的壳灰质量上乘，广建灰窑，就业增收，一举两得。陈演生特别提醒：一是建筑质量，不要被人背后骂娘。二是排水系统，不要一下雨就能上街划龙船。他要求给各县增加投资，加紧市政建设，给海陆丰多拨一点。1921年，广州大修马路，海丰各墟埠广建大街（各乡镇都均有大街之名均源于此），两面大旗猎猎作响，在南粤大地相映成趣。1922年，陈演生离开了广东电政监督职位后，长期在香港经营企业（当生隆糕粉厂）。

      1925年8月26日，中国致公党筹备委员会总会在旧金山成立，并在《大同晨报》发布《通告全体洪门人士书》，提出了建党的八个具体事项：（1）设立筹办中国致公党委员总会于金山（即旧金山），为海外洪门总机关，以资提挈。所有各洲中国（致公党筹备）委员会分会，由总会委当地昆仲筹力，而收统一之效。（2）中国致公党党纲，悉依第三次恳亲大会代表决议通过之党纲草案公布，以尊重旅居各国致公党代表之公意，而符合洪门本身自组政党案。（3）中国致公党委员总分会成立之后，即为筹捐救国费机关，捐款由驻在各国致公党汇收，直接汇回内地致公党总机关，以进行救国工作。（4）本年（即1925年）十月十日为驻美洪门致公党总部成立开幕之期，各地如不能及时派出代表，亦须函电致贺，以表同庆。是日起，各洪门团体致公堂，均悬党旗三日，以昭大典（旗尾上端以黄色为底，蓝色为线划一正方形，正方形内标着一个井字）。（5）本总委会决议，举陈公竞存为中国致公堂领袖，唐继尧副之，各地致公堂一律拍电回国，表示拥戴之诚。（6）各地中国致公党分部（如前日致公党所定之七大区域及南洋、欧洲、非洲）应毎部派代表一二人回国协助，参预救国大计。（7）凡我党员应领到本党领袖签发之证书为据，方为纯粹真正党员。（8）本年十月十日以后，各地致公堂，一律改称致公党。

      1925年10月10日，中国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美国旧金山召开（史称五洲洪门第四次恳亲会），宣告了中国致公党成立。来自美洲各地、香港、澳门、上海等地的洪门组织代表参加了会议。1926年2月，中国致公党的活动中心从三藩市移到香港。由于港英当局不准华人在港设立政治性的机构，中国致公党以“致公俱乐部”的名义登记注册。以杨达波、钟秀南为正、副主任，陈演生、徐公整、陈天球、俞华山、陈益廷、曾仲伟、黃伯群为委员。马育航任财务监督。陈演生参与拟订驻港支分部暂行章程，规范和推动各地的党员登记、建立分支部工作。美洲凡是有致公堂的地方都改组为党组织，其他不属致公堂的华侨团体，也相继加入致公党。致公党的组织遍布美洲、亚洲等30多个国家。天津、广州、厦门、香港、澳门等地也陆续建立了致公党的分支部。

      陈演生不辞辛劳将组党救国的种子撒向海内外，默默耕耘，终于结出丰硕的果实。陈演生承担了建党初期最繁重的党务。在他的努力下，至1926年8月，仅半年时间，中国致公党在海內外建立的总支部、支部300多个，党员10万多人，完成了登记手续。陈演生的人生旅途，又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省相继沦亡，全国抗日救国呼声日甚，中国致公党总部通告各地组织筹备抗日救亡事宜，发布训令：“海内外各处党员，一致参加抗战工作，出钱出力，以尽职责。”各国各地致公党组织和广大侨胞，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神圣事业。陈演生与其他人员，奔赴海外各地，与致公党各总支、分支通力合作，致力于募捐筹饷。海内外各地，各总支、分支对陈演生非常信任，所有捐款都交由他集中收转。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2月中旬，共筹得10万银元（大洋）。陈演生、马育航、钟秀南等化装成商贾，冒着刺骨严寒，几经艰辛，将10万银元送交东北义勇军。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旗帜，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提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该宣言把中国致公党列为中国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之一，表明中国致公党的抗日救亡活动得到中共高度重视。1941年，日本突袭珍珠港爆发了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后，中国致公党总部被迫停止活动。陈演生利用自己的身份，冒着危险，多次帮助和保护了逃亡在香港的受敌人追捕的革命志士和爱国同乡。陈演生是个很开明的人，为人热情，以诚相待，很受人称颂。抗日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建议中国致公党组织应恢复活动，于是陈其尤等便着手进行恢复活动的筹备工作。日本投降后，1946年4月，陈演生、钟杰臣、严锡煊与陈其尤、黄鼎臣、伍觉天等汇合，以陈演生的住所为活动地点，积极为恢复中国致公党组织活动而工作。这一活动得到中共驻港机构领导连贯、饶彰风、许涤新等的帮助和指导。1947年初，中国致公党总部恢复，陈演生与各地组织联系，征求恢复组织的意见和要求，草拟文件，重新登记党员，以“中央干事会”名义发表《致公党组织概况》启事。大量的活动使中国致公党在海内外影响不断扩大，为中国致公党三大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1947年5月，中国致公党在香港举行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世界各地的致公代表四十多人出席，讨论修改通过了《中国致公党政纲》《中国致公党章程》，发表了《大会宣言》《告海外侨胞书》和《致杜鲁门总统电文》，并一致决议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大会选举产生了九人组成的中常委会，李济深为主席，陈其尤为副主席，陈演生为秘书长，黄鼎臣任组训部长，伍觉天任组训部副部长。中国致公党三大的召开，标志着经过十四年抗战的洗礼，中国致公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由旧民主主义政党向新民主主义政党转化，成为中国民主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1948年4月底，中国共产党在纪念五一口号时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5日，中国致公党和各民主党派发出《各民主党派为召开新政协致海内外电》和《各民主党派为召开新政协致中国共产党电》；6月9日，中国致公党又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宣言》。从1948年8月开始，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积极筹备召开新政协，筹建新中国，逐渐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1948年11月，陈其尤代表致公党北上参加政协筹备工作；1949年3月，黄鼎臣也北上参加政协筹备工作，陈演生留守香港中国致公党总部。1949年6月，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致公党选派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官文森、雷荣珂、严希纯六人参加会议，但陈演生因留守总部未能出席，大会还选举他为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另外两位中国致公党委员是陈其尤和司徒美堂。陈演生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贡献。全国解放前夕，陈演生组织中国致公党员在护矿、护厂、保护铁路、公路运输、保护银行金库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还在接待海外洪门人士及策反旧军政人员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以实际行动迎接全国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致公党总部从香港迁移广州，整理党务，筹备四大召开，成了陈演生的主要任务。1950年4月，中国致公党在广州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政治报告和决议，修改并通过新党章，改主席制为主席团制。大会选举陈其尤、陈演生、官文森、雷荣珂和司徒俊葱组成主席团，陈其尤为主席团召集人。陈演生作为中国致公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国民经济，号召华侨支持祖国生产建设等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1949年，连贯评价陈演生平素很少参加政治活动，抗战初期，日本人企图收买陈演生，他未动摇，为人颇有正义感，日降后，陈演生对海陆丰之进步民主事业多从旁赞助，政治倾向亦不错。1950年，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评价陈演生是中国致公党中央的秘书长，多年在中国致公党有极高的地位、威信，对革命有极大的热情，中国致公党海内外党员对他都表示爱戴。他不仅为进步党员所拥护，落后党员也如此，他是中国致公党团结的象征，为人正直，生活朴素，惟有点固执，故而对敌人能坚持不低头。1989年，伍觉天（时任中国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撰文评价陈演生：“陈演生确是一位不断追求真理，为人率直，光明磊落，不求名利和待遇，善于团结同志的革命老前辈。不论在黑暗的时期，或是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他都与民族的安危、祖国的命运、人民的苦难息息相关、生死与共，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新中国，他的爱国热情和高风亮节，永远是我们中国致公党全体同志学习的榜样。”

      陈演生一身长袍马褂，戴眼镜，瘦弱，但他气节高尚，身怀国家民族大义，不计个人得失、无私奉献、淡泊名利，是致公精神和优良传统的体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陈演生做到了。

参考资料：

一、中国致公党广东省汕尾市委员会 陈治赠《无私奉献 致力为公——略记陈演生》，2018年8月24日；

二、中国致公党广东省汕尾市委员会 阳文《致公党早期重要领导人陈演生》，2018年8月27日；

三、致公党中央组织部 陈颂原《陈演生与致公党的新民主主义道路》载《广东致公》（2024年4月1日）；

四、《中国致公党简史》（1925—2009）；

五、陈昌福《致公往事——史料集》；

六、王起鹍《海外洪门与中国致公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