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75年前新政协舞台的致公党身影

黄蓝青

      2024年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团结的人民盛会。作为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之一，中国致公党也是这次盛会的亲历者。

      轻启75年前致公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历史档案，透过那微微泛黄的纸张，似乎能看到当年致公党先辈们坚定而又充满激情的身影。在人民政协这样一个协商民主的舞台上，来自不同地区、处在各种不同的环境的代表们都抱着建立新中国的同一心情，空前未有地团结起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召开，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五一口号”共计23条，其中第5条为毛泽东亲自修改，该口号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口号”通过陕北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同时，新华广播电台进行了广播。

      1948年5月5日，致公党领导人陈其尤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李济深、沈钧儒、何香凝以及郭沫若等无党派民主人士，接连发出《各民主党派为召开新政协致中国共产党电》和《各民主党派为召开新政协致海内外电》。6月9日，致公党还单独发表了《致公党宣言响应“五一”口号》，《宣言》中指出“中共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代表全国革命阶级和一切爱国民主的阶层，与本党对国事的主张和奋斗目标一致”。特别提出“中共在中国革命的艰巨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

      随着人民革命战争大规模胜利发展，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49年1月，北平解放，全国各界人民团体纷纷成立，需要召开一个具有更加广泛的代表性和更加隆重的全国性大会，制定国策，产生政府，成立新中国。

      1949年6月11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预备会议召开，商定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单位为23个，共134人，新政协在筹备会常委会领导下成立6个小组，致公党派出陈其尤、黄鼎臣、官文森、雷荣珂4名代表参加筹备会。致公党参加新政协筹备会也曾获得过周恩来的大力支持。在筹备会议开始前的资格审查期间，周恩来对致公党予以充分肯定，指出致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为动员侨胞支援抗战作过贡献，解放战争中又发表声明拥护中共主张，加入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行列，最后得出结论“致公党响应政协最早，我们主张列入筹备会”。

      1948年12月15日，致公党中常会推选新政协代表,档案记录中写道：“黄鼎臣报告,根据李主席之指示新政协代表各团体党派每一单位有六名,但公之意美洲南洋  均须有代表出席为佳。讨论议决：本党出席政协代表决定六名，除陈副主席经已北上出席外，其余五名决定由陈演生同志及其他四名前往代表出席另加指定候补代表二名,预备正代表因事不能出席时,补充之。”12月21日举行的中常会又有这样的记录：“黄同志报告，本党代表名额，经与中共方面谈话，代表人选须由各党派联合之筹备会审查通过始能前往出席。”1949年2月15日致公党中常会上有人提出“关于南洋华侨本党出席新政协会议代表是否应选派老成持重之同志”，最后议决“通知加派官文森同志为本党南洋华侨代表”。官文森作为马来西亚华侨，经常为侨胞排忧解难，在马来西亚担任多个华侨社团职务，深受当地侨胞拥戴，也符合“老成持重”的特点。由这些档案记录可以看出,新政协代表的推选工作在1948年年底就已经开始启动，致公党在人选的推选工作上不仅严格履行政协的审查程序，也遵循具有代表性这一原则。

      1949年9月，在会议召开前公布的代表名单上，陈其尤、黄鼎臣、官文森、雷荣珂、严希纯作为正式代表参会，但同时还空缺1名正式代表和1名候补代表。结合其他有关史料可以确定，空缺的是正式代表陈演生和候补代表甘善斋，之所以最终空缺两个名额，也有其中缘由。

      陈演生作为致公党的元老，在海外华侨中德高望重，尤其在会议召开前夕多次就参会有关问题与新政协筹备会进行沟通联系，还就国内形势积极对海外致公堂和华人进行宣传。会议召开前，一方面致公党当时主要领导人都已北上，致公党中央没有其他合适人选在香港协调各界，另一方面，在香港的反动派也在伺机破坏民主人士北上，局势较为混乱。为了在后方保证致公党中央工作的正常运转以及继续做好与中共的联络工作，陈演生主动选择留守致公党香港总部。同时，致公党也曾计划让伍觉天来替补陈演生的名额，但因香港的很多工作都由他单线联系，一旦离开，很多工作无法开展，所以他也未能参加此次会议。

      候补代表甘善斋曾是马来西亚吉隆坡惠州会馆理事，抗日战争爆发后，甘善斋与其他侨领一起发动侨胞募捐支持祖国抗日。政协会召开前夕，他正在东江配合解放军开展支前、征收公粮等工作，也遗憾缺席了此次会议。

      美洲致公堂领袖司徒美堂是以国外华侨民主人士代表身份参加新政协会议的，致公党一直就他的出席问题与中共和美洲致公堂方面沟通协调。

      1948年年末至1949年年初，致公党中央秘书长陈演生与美洲致公堂方面就司徒美堂出席会议问题的往来信函就有十余封。1948年12月29日，陈演生给司徒美堂去函，信中这样写道：“北上之交通尚有困难，大哥甫抵美洲，忽又返国北上，于贵体似有未便，故不敢急请参加。惟顷接李主席转来前方电讯谓所有交通困难问题，经已解决。”“诚以大哥德高望重，薄海同饮，况壮志雄心，不减当年，倘能亲自出席，共促民主新中国之实现，乃民族国家之福，亦是本党之光辉也。”这里提到的“大哥甫抵美洲”也印证了1948年司徒美堂滞留香港，年底才从香港返回美国的这段经历。而此时司徒美堂已有80岁高龄，短时间内远渡重洋再次回国，对于一个80岁的老人来说身体上是吃不消的，所以信中非常委婉地提出不急请参加，但同时也言辞恳切地期望司徒美堂能够亲自参加新政协。在此后的1个月时间内，陈演生又向美洲致公堂方面发去了多封信函，一方面介绍国内局势，一方面就回国细节与美洲方面沟通。同时，中共方面也在积极邀请司徒美堂回国参会。毛泽东1949年1月20日邀请司徒美堂参加新政协的信件中说，“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力量，完全实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实为当务之急”，并热诚邀请司徒美堂“摒挡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1949年2月4日，司徒美堂复信毛泽东表示：“一致拥护新政治协商大会，奋斗到底，务求公平求真民主实现。”同时，陈演生也向司徒美堂转达了中共方面的邀请，并与美洲方面就司徒美堂的归国时间保持联络，他在1949年4月5日的信函中写道，“昨接陈副主席其尤自北平来函，大意为新政治协商会议，大约在六月左右可告一段落，届时，尤盼美堂能命驾回来与各民主党派共商大计”。1949年7月司徒美堂给陈演生的电报中写道：“九月间返国。”1949年9月4日司徒美堂抵达北平，周恩来等到车站迎接，他也是最后一个北上的著名民主人士。此时，距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仅有不足20天的时间。司徒美堂事后在文章中提到回国前的一些情况时说：离美时，许多华侨朋友替我饯行，关心我这么年老脚跛，怎好单人独马地飞越半个地球？关心战争尚未结束，能不能安全开会。但众口一词地说：“回去吧，带着我们华侨对祖国仰望的心回去向大会致敬，向毛主席致敬，向解放军致敬！同时请大家不要忘记海外华侨的痛苦！我们盼望这一天实在盼望得太久了……”

      在新政协一届全体会议期间，中国致公党提交了一件关于维护海外华侨权益的提案：“近来，国外各地政府排华，华侨生命财产和自由备受蹂躏，拟请大会提出严正护侨声明，并由中央人民政府研究和实行护侨政策案。”这是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唯一以党派名义提出的提案，也是人民政协历史上第一件以党派名义提出的提案。

      这件提案虽然不满60字，但却是致公党早期领导人充分酝酿的结果。1949年2月1日的致公党中常会记录里写道：“关于护侨问题案。议决：提出切实护侨问题，交由陈副主席相机提出。”1949年2月18日中常会记录写道：“黄同志出席新政协会议时对华侨问题应为何提议案。议决：应尽快搜集各地政府排华之实际资料，提供新政协；为搜集更充实之排华资料起见特指定陈炳翰同志为资料整理员。”

      在当时国际上反华情绪蔓延，华侨在海外正当权益受到侵犯，生命和生存权利受到威胁的背景下提出的这份提案不仅反映了刚刚建立的新中国对海外华侨正当权益、生命财产的关切和重视，也体现了致公党作为侨海特色的政党，为海外侨胞争取合法权益的政治担当。也正是这份提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维护华侨的合法权益，保护华侨的生命财产和人身自由，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作者单位：致公党中央办公厅

（来源：《中国档案》202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