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致公党史》解说词 | 第一章 救亡图存组侨党，筚路蓝缕焕新生（二）

《〈中国致公党史〉解说词》

发稿说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今年是中国致公党成立100周年，致公党的发展史，是一部对中国共产党在认识上不断深化、政治上不断认同、行动上不断靠拢的历史。站在百年交替的时间节点，回望致公党百年历史，坚守多党合作初心，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寻求规律、探索未来，我们编写了《〈中国致公党史〉解说词》。《解说词》以《中国致公党史》为基础，从增强可读性、艺术性角度展现中国致公党100年浩瀚历史，进一步强化多党合作优良传统教育、思想共识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在深学细照笃行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微信公众号将分期刊载，每周2期，共18期，敬请关注。

      从“一大”结束到“二大”召开经历了六年时间。1926年，致公党在香港登记注册了“致公俱乐部”，将活动中心从旧金山转移到香港。六年间，中国国内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致公党内部也存在着党堂不分等诸多矛盾。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亡的时刻，中国的各党各派无不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

      1931年10月10日，中国致公党在香港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研究了自“一大”以来党堂不分的问题，形成“党堂分家，以党领导堂”的决定，推举陈炯明为总理、陈演生为秘书长，并决定中国致公党总部设在香港。

      致公党“二大”召开之时，正值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二大”发出第一号通告，提出“国难当前，责无旁贷，急起直追”。1931年10月10日和12月1日，中国致公党人相继发表《致蔡元培张继书》和《敬告国人书》，号召“集合国民全体，共赴国难”。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十九路军在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的带领下，奋起抵抗。中国致公党上海第一支部及上海洪顺互助会在陈炯明领导下，积极投入抗战。

      司徒美堂在纽约安良堂主持干事会，以致公党（堂）名义呼吁支持坚守上海的十九路军，成立洪门筹饷机构，发动募捐，组织华侨青年参加联合救国运动，促成“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会”，形成了华侨华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8年10月，致公党在广东东江一带配合中国共产党及东江游击队，打击日本侵略者。官文森等人响应中共号召，发动马来亚惠州华侨出资成立“南洋惠侨救乡会”，出资组建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文森队，回东江参加抗日救国工作。致公党党员张友仁帮助游击队筹款，将住所借给东团活动，收留和保护东团人员，安葬抗战殉国的100余名将士忠骸，并举行“东江抗战殉国将士公葬典礼”。

      1939年，在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的号召和支持下，包括洪门人士在内的3200多名南洋华侨机工突破日军封锁，回到祖国，在抗战“生命线”滇缅公路上保障了抗战“生命线”的畅通和抗战物资的供应。在六年时间里，1000多位南侨机工为国捐躯，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1942年，钟秀南等致公党人协助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东江纵队，掩护中共海丰县委机关，训练武装骨干，并成功帮助何香凝、柳亚子等民主人士经海路从香港撤离到海丰。香港沦陷后，致公党总部活动被迫停止，但各国各地区的致公党（堂）组织仍然和所在国家或地区的人民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把致公党（堂）列入中国“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之中，愿意与他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进行谈判，共同建立国防政府。而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使中国致公党更加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积极配合中共开展工作。在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过程中，致公党与中国共产党相识、相知、相认、相助直到合作，结下了深厚情谊。

      1938年，陈其尤因揭发孔祥熙之子孔令侃在香港垄断军火生意，被国民党投入息烽监狱，这位昔日的蒋介石座上宾就这样成了阶下囚。1941年，他被转移到重庆，改为软禁。1941年的一天，他在街头偶遇同乡老友黄鼎臣。黄鼎臣早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黄鼎臣的影响下，陈其尤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逐渐有了认识，并且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陈其尤对抗战胜利后致公党该走什么样的路、如何发展等问题有了初步设想。1942年3月，司徒美堂从美国辗转到达重庆，陈其尤以致公党中央干事会负责人的名义主动与司徒美堂接触，达成一定共识。

      抗战时期，司徒美堂在财力上也给予八路军和新四军极大的支持。在重庆，司徒美堂出席了八路军办事处举行的茶话会，经过与周恩来几次长谈，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所在。通过对比，他进一步认识到蒋介石破坏民族团结大业的本质，从而开始接近中国共产党。1943年，司徒美堂回到美国，广为宣传：“忠于抗战事业，而且创造了抗战办法，展开了抗战局面的是共产党，而非国民党；凡是爱国的人，就决不该反共，反共的人实际上也一定反对抗战。”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政府企图扑灭民主力量，继续维持其统治，积极准备内战，中国正面临着向何处去的抉择。广大人民群众和一切爱国力量，包括海外侨胞，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伍觉天等人在香港开展恢复致公党组织的活动。

      1947年，致公党在香港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到会的有香港、广州两地及美国旧金山和马来亚派出的代表40余人；英国利物浦、美国波士顿、墨西哥、古巴和大溪地则委托在香港的成员参加。大会讨论修改了《中国致公党政纲》和《中国致公党章程》，发表了《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告海外同胞书》和《致杜鲁门总统电文》。

      大会推选了中央常务委员会，推选李济深为主席，陈其尤为副主席，陈演生任秘书长。

      “三大”是致公党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进步，大会宣布致公党从此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并为之奋斗到底，开创了致公党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纪元。

      1948年4月底，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中国共产党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5月2日，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代表，讨论了“五一口号”，一致表示拥护。5月5日，致公党领导人陈其尤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李济深、沈钧儒、何香凝，以及郭沫若等民主人士，向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及全国同胞发出《各民主党派为召开新政协致海内外电》和《各民主党派为召开新政协致中国共产党电》。6月9日，致公党还单独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宣言》。

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已喷薄而出！

      在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之时，大多数民主人士还在南方。1948年11月23日，应中共中央邀请，陈其尤代表致公党，与马叙伦、郭沫若、许广平等离开香港，北上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从香港到东北或华北解放区，中间隔着大片国统区，中共香港分局按照周恩来的周密部署，租用外国轮船，穿过敌人海上封锁线北上。司徒美堂摆脱国民党特务的跟踪，搭乘太古公司的岳阳轮经台湾海峡，于1949年9月4日抵达北平，参加人民政协，共商新中国成立大计。

伴随着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662位代表齐聚民主旗下。致公党代表陈其尤、黄鼎臣、官文森、雷荣珂、严希纯参加了大会。

      在这次会议上，致公党以党派名义递交了一份关于维护海外华侨权益的提案，提案内容是：“近年来国外各地政府排华，华侨生命财产和自由备受蹂躏，拟请大会提出严正护侨声明，并由中央人民政府研究和实行护侨政策案。”

      这份提案开创了民主党派团体提案的先河。中国致公党从此投身新政协，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真诚合作、共商国是！正如陈其尤在大会上的发言：“本党因为历史关系，党员多为华侨，今后，我们愿尽最大的努力推动侨胞各尽所能为新民主主义祖国的建设而共同奋斗！”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闭幕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宣告成立。中国结束了一百多年来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成为国家的主人。陈其尤等致公党的代表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这是致公党的光荣和骄傲。

      从反清复明的旧式会党，成为接受民主思想的革命组织，从旧民主主义政党成为新民主主义政党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无数致公前辈热爱祖国，历尽艰辛，走过了求索之路、转型之路，终于迎来了新中国成立的重要时刻。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致公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投身于新中国的伟大建设当中。

（转自“中国致公”，撰稿人：武维娟，总撰稿：胡永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