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从事致公党工作46年（节选）

      我是1946年秋到香港参加致公党中央总部工作的。而参加致公党工作却是早在1942 年在重庆与当时在中共南方局工作的许涤新同志一次长谈后决定的。从此我走上了一条新的生活道路。我觉得这是一条实实在在的爱国之路。

      从事政党工作，对我来说是从头学起。我少年时期在学期间，在彭湃老师等的影响下，曾参加反帝国主义游行、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在马来亚期间，接触到一些华人劳工，他们的苦难生活真不是“九死一生”所能形容的，一般被贩卖去当苦工（被称为“卖猪仔”）的一两百人中，能活着满工的往往不到十人八人，能回国的则少之又少了。在做工的矿山中，我看到矿工们的生活很苦，许多工人都算是“自由之身”了，实际上并不自由，工资本来就少，即使有一点剩余，工头们总要千方百计把它吃掉。矿业主营利百十倍，对矿山设备却很少改善，工伤时时发生，工人中能出矿山过晚年的不多。我任采冶技术工作时，深受殖民主义者的气，使我深深地感到，祖国不兴盛，就挺不起胸膛做人。因此，我决然于1934年回到国内来。1935年秋到四川成都，初搞印刷， 印发过反对日本侵华的一些信息。1936年“西安事变”后，印发过《抗日统一战线》等小册子。1937年我去四川、西康一带山区勘探金矿，到过几段红军长征走过的道路，所到之处总听到一片赞扬红军的谈话，人们称赞红军省吃节衣救济穷人，他们还称赞红军不恃强欺弱，公平买卖。一个陪我们到彝族地区的帮会头子的副官在闲谈中说：“刘军临撤退我镇时放火烧屋，是红军赶来救火，并救济灾民。国民党说红军青面獠牙、杀人放火，谁肯信？”红军长征途经之处，除蒋军和军阀外，多数都说“红军好”。日本大举入侵，我回到成都，于1938年夏与几位共产党员创办一个小型的日报，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我在他们的指引下负责收集有关资料的工作。1939年秋我因本身职业关系，经安南、新加坡、马来亚去缅甸调查中缅货运的状况。沿途在乡亲友好的邀约下，参加一些介绍祖国抗日形势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上，我特别介绍了台儿庄战役和平型关战役。当时敌后根据地日益扩大，全国人民信心日益增强，坚信：只要坚持团结抗战，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不料这些活动却得罪了国民党特务，他们认为谈这些事是在替共产党做宣传。我在那种环境下已无法继续工作，只好回到四川。

      从缅甸回国后，我感到爱国抗日需要做更具体的工作，因而辞去企业职务到成都全力投入《时事新刊》的工作。这时，蒋帮更加猖狂地镇压爱国力量，于1939年秋在成都制造抢粮事件以嫁害抗日群众，《时事新刊》是被害最惨重者之一，他们抢去全部印刷机，缚去全部住在报社的人员，并于当晚杀害了共产党员朱亚帆，封闭了《时事新刊》的编印处和发行处。我因为住在报社外，于第二天得到好友王季甫通知和帮助，匆匆离开成都。1941年秋我由四川去香港，在九龙东江纵队联络处遇见东纵政委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为尹林平）同志。在交谈中，他谈了东纵打击日本侵略军和汉奸的动人事迹，也谈了华侨服务团的爱国革命情况，都令我感动。可是当我表示想参加东纵时，他认为以我所处的社会环境，在后方工作比在前方更好。于是我回到四川并参加组建起来不久的民主政团同盟。当时我们以各种形式的集会，揭露反动派配合日本侵略军南侵和设置陷阱伏击新四军，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当时中共为顾全大局，不能在重庆《新华日报》披露这件事，只登载周恩来的题字“千古奇冤”！我们初期是从国民党的爱国军官那里知道这个消息的，以后才陆续看到一些较详细的文件资料。反动派此举是卖国罪行，全国人民都恨之入骨，从此，抗日力量更加发展了，对共产党更加信服了。

      1942年，国民党在重庆召开所谓的“国民参政会”，在会上再三强调“攘外必先安内”，实质上是加强独裁统治，镇压爱国力量，以遂其投降日敌的目的。参加会议的稍有良心的人都大为不满。当时爱国侨领司徒美堂从美国回来参加会议，他很怨恨国民党反动派的所作所为，特别是接触了进步人士以后。从1936年西安事变，周恩来受中央委托亲自到西安进行调解，力争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战所表现出的对人民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与蒋介石反动派配合日敌坑害新四军的罪行进行对比，他深感恢复由华侨社团致公堂改组的致公党组织，以团结华侨共同抗日兴国之必要。司徒美堂是致公党创建人之一，当时在重庆的原致公党人陈其尤也赞成恢复致公党组织活动。就在上述背景下，许涤新同志与我进行了一次长谈。许涤新分析了我的亲身经历后，说明了致公党恢复组织活动后需要一些人参加工作，以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道理。许涤新还说，黄鼎臣也决意参加致公党的工作了，并说中共各地组织会给予致公党具体帮助。这些话，给了我信心和决心。

（选自《此心安处是吾乡——广东致公文史资料选编》，2025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