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始末

作者  冯君锐

一、“西南运输处”运输人员训练所

      1938年10月，我在国民党政府西南运输处（全称：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任秘书。总处早在八九月间从广州迁往昆明。我自武汉出差回广州，正值日军侵袭惠阳，主任宋子良从香港来电报，要我协助撤退广州所存车辆。我们经粤北入湘桂。途中我患一场大病，留贵阳医理稍愈。宋又来电调我到香港购料委员会，遂取道昆明、海防到香港。

      1939年1月，昆明总处副主任吴琢之（抗战前任南京江南汽车公司总经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听闻在江苏省交通厅当顾问，1969年在南京病故），电嘱我即赴昆明，协助培训司机。当时滇缅公路快将修通，缅甸仰光进口新车千余辆，急需熟练司机接车。我领着在香港招来的熟练司机百余名，过海防再入滇。到达时得知已任命我暂兼处内新设的运输人员训练所教务科科长。该所在川、滇、黔等地招考新手司机500人，已在来所途中。

      该所由所长宋子良领衔，副所长由副主任龚学遂、吴琢之、刘吉生兼。龚在昆明总处抓全面，不直接插手该所事，刘吉生从未入内地；所务由吴琢之负实际责任，每天在所办事半天。教育长张炎元（总处警卫稽查组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任广东保安副司令），下辖教务科、训育科、会计科和总务科。还有统率管理学生的总队部，总队长由张炎元挂名，总队副薛文蔚（1942年初任中缅运输总局下关总站总管，因贪污被判死刑）负责其事。其下设十多个大队，每大队分三个中队，各设大队长、大队副，中队长（后添中队副），每中队分三分队，分队长由老司机充当。以大队为给养单位。后增训育员驻队，由训育科派充。

      西南运输处名义上属军委会，却非正式军事机关，所有官员从无军籍。当初拟定各级职员工资时，比对陆军官阶支薪，并无授予军衔。训练所采用军事管理，队上官长都穿军装，自挂官阶领章，例如总队副薛文蔚自挂少将领章，各大队长挂上校，中队长挂少校、上尉，都是“黑市”的。

      该所筹备之初，薛文蔚主张军事训练和技术训练时间各半，我坚持重在掌握技术，集中力量在最短时间教成能在山地开车的司机，不是教兵。至于生活管理如集合、列队、行进，比较整齐迅速，但不必像制式教练那么严格要求。建议技术训练占80%，军事占15%，政治5%，并声明通过一定的技术考试，及格才能编队出发。吴琢之主持会议，赞成这个主张。张炎元是外行，有上级在，不表态。薛碍于吴的面子，表面同意， 实际上以后每日早操一小时多：立正、稍息、敬礼、列队进行……对待新兵一样严格的徒手教练，搞得学生叫苦连天。特别是日后来所的华侨机工，因在国外长大，不习惯这一套机器人一般的举动，反感特甚。这给这些满腔热情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的爱国侨工， 首先泼了一盆冷水。

      近阅陈嘉庚先生《南侨回忆录》（草原出版社，1979年）一书，内载“一九四〇年秋，他到昆明……龚君（西南运输处副主任龚学遂，笔者注）早领余参观车栈，在该栈办事处楼上座谈。华侨司机前在新加坡任某医生司机者，入门见余，即举手立正行礼，又向龚君亦然。辞出后少顷因事复来，见座中有续来某君，复向他举手立正行礼。此种礼节之繁，为在南洋及回国后未曾见，延安无阶级固勿论，便是重庆及各省、县亦未见过，岂西南运输处在昆明所特有者乎？”（《南侨回忆录》198页）“余问龚主任：‘华侨回国诸司机一来此须有再训练何苦？’答：‘军人化管理法及其他等。’”（《南侨回忆录》194页）当年训练所总队搞的奴化训练，并非教育计划规定，但其恶劣影响，令人痛心。

二、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3000余人

      大约1939年春节过后不久，总处通知南侨筹赈总会（全称是“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会长陈嘉庚先生发动华侨机工3000余人，分批回国服务，将由滇缅路和越南入境到昆明，分配在我处工作，先由训练所接待、编整。果然，第一、二、三批侨工接踵而至。当时，我正为教务科所属实习工场负责修理教练车，苦无技工，也为几百名新手司机驾驶教练缺乏大批助教而发愁。听说这几批侨工中多是熟练机工和老手司机， 我向他们公开征求愿来我科做技工、助教的人。想不起是谁首先报告，交谈之下，一说即合，辗转推荐，从第一批至第四批1000多人里选得七八十人。其中也有机工兼助教，或者助教又搞修车，他们是钟运熙、廖国雄、陈梦秋、王禄昌、温其芳、叶修青、叶基福、李成、林顺、李贞才、阮照伟、萧士元、刘仲芬、林少衡、徐钟佛、古旺兴、萧肇兴、何珠、庄盛等。训练所借用昆华师范侧面胜因寺作工场。侨工集中住宿，自办伙食。工场管理员裘颂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云南昆明汽车公司退休）、教务科一些单身汉和我同侨工生活在一起。1939年春昆明物价尚便宜，吃得不错，却没有桌椅， 大家“顶天立地”吃大锅饭，我们许多人穿着衫裤相连的工作衣，也有不少是五光十色的便衣。可是总队部绝大部分侨工，编入大队，穿的士兵制服，集体活动。吃饭时一声哨音，蹲下举筷，几分钟后又响哨声，饱不饱都得起来集合。总队长以下的官长多得不计其数，校内外相遇时，一套礼节：让道、立正、举手、注目、礼毕，真烦死人，侨工最讨厌这一套。他们羡慕教务科的伙伴，不穿军衣，不用行礼，出入走工场门口，没有门卫，不消请假。科内无上无下，有说有笑。一些队上侨工，自荐来我科，引起总队部的抗议，禁止已编入队的再请调动。我科内侨工中，有个别人调皮地说笑话，把队上官长的武装皮带，叫作“饭桶箍”。尽管他们自由散漫一些，工作倒很认真，拨来的教练车本是退伍的货车，各种牌子都有，但零件缺乏，教练过程损坏特甚。幸亏侨工热心工作，凭简单手工具（很多是从南洋带回自用的），每天维持四五十辆教练车行驶。

三、华侨机工是当年滇缅路行车的主要力量

      华侨机工分九批先后返国，共3200人。熟练司机（包括一部分技工）占大半数；其余为半熟练的和其他工种，其中有女司机两人。侨工平均年龄在30岁以下，长期在国外生活，起行时已拟定每月工资一律40元。初到时手头较松，星期天放假，集中入市尽情玩乐。1939年初，昆明居民不多，突然增加这一大批初入国门、购买力强、热情豪放、半兵半工的新客，市面骤添活跃气象。龙云的滇黔绥靖公署的宪兵、警察，对他们特别注意。偶因语言不通，迭吃小亏，引起纠纷，几次放假中生事积怨，遂伏杀机。四五月间，华侨机工大闹昆明有名的云津市场（略似抗战前上海的“大世界”），抢了军警的枪械，也有侨工被缚。这就闹得西南运输处代理主任职务的龚学遂和警稽组组长张炎元大伤脑筋，连忙同龙云打交道，既不能开罪地头蛇，又怕背上迫害华侨机工的罪名。昆明当局慑于南侨筹赈总会热爱祖国、出钱出力、拥护抗日的正义精神，自己部属也有错误，于是与西南训练所协商，所方改为星期一例假，减少市面拥挤，同时军警也不敢欺负华侨。从此昆明市上西南运输处侨工大多数受到普遍尊重与欢迎，间有极少数不自爱的骄纵失检，种下日后被排挤的恶因。

      侨工到所后两个月，熟练的由队长（兼技术教官）作一般技术考查，不久即由总队部编队出发，竟不让教务科预闻。表面理由是总处催派司机接车甚急，实际上某些人急于走马上任。因而后来连半熟练司机也陆续凑数成行（女司机两人，一因翻车受伤，都不再开车）。先后出发的华侨司机共20个大队，在滇缅公路这条漫长险阻的国际运道担负主要的运送任务。

      滇缅公路从昆明至畹町国界共960公里，实际上到缅甸境腊戍接运从火车运来的货物要走1150公里，全程一般行车6天。1938年由云南省公路局（局长杨文清），动员民工15万人赶筑后由滇缅公路管理局（局长谭伯英）接管。当年年底名义上通车，实则相当长期边行车，边抢修；清坍方、铺沙石，扩大单行线段，改建永久桥。其中险要部分是漾濞、功果、惠通三座大桥前后，跨过漾濞江、澜沧江和怒江，越过横断山脉在这三条江之间的分水岭。沿线山高、坡陡、弯急、路窄又烂。惠通桥两侧，下山过桥再上山，车行了半天，还在此山中。坍方处处，雨季尤甚。惠通桥以西，龙陵，芒市附近，常因多处坍方，五六天不通车，连救济车勉强通过的便道也不易打通。车辆被困在几处坍方之间，前无去路，后退不得。车上司机往往一两天没饭吃。他们疲倦、饥寒、惊恐、无援，其艰苦处非未曾亲历者所能想象。至于车辆中途损坏，当“山大王”，出险肇事，翻车撞车，其惨痛更不待言。还有日机空袭随时有血肉横飞的厄运，威胁尤大。

      据1939年至1940年在“西南”遮放一支处任调度行车的麦比得同志说，除上述情况外，当时滇缅路西段尽是华侨司机与广东司机（很多侨工会讲广州话）担任这个艰险路段的运输任务，不怕苦、不怕累，工作精神令人敬佩。以后其他军、公、商车行驶该路，情况复杂，纠纷日多。

      滇缅公路运输汽车，以西南运输处的居多，有1000多辆，也有军、公、商车，其数约略相等。不过“西南”车络绎于途，处、站、厂、库遍布沿途各大城镇，车众人多，不免令人侧目。1940年间辎重兵汽车某团进驻保山，平时欺诈商车，无法无天，至于抢道乱停，尤为惯见。对“西南”车最初以为可欺，以后相互报复，积不相能。1941年某天，彼此大打出手，关闭保山县城门，严阵相对，结果辎汽兵团赔礼道歉了事。最近我同当年保山分处处长陆振轩说及此事，他说：“当日目见险象，料一场厮杀，偶触即发。一面飞电昆明总处请速派大员来处理，一面召集侨工讲话，大意是打架要打得有道理。如确有道理，我带头去打，但你们要听我的。对方架起机关枪，一副凶相不要怕， 我们百把辆车子集中停放，大家等候我的命令，不要乱动，侨工信服，秩序井然。正好总处管理组组长黄荣华（原广西省建设厅厅长，本处柳州分处处长调充）偕美籍顾问某星夜赶到，见一方陈兵露械，骄横无状，一方严守秩序，静候调处，是非由此大白，嘉奖侨工。由美顾问电军委会蒋介石要求惩办生事者，以利运输。无何‘勃令’一到，团长撤职，军车再不敢滋事了。其他公、商车平时对军车敢怒而不敢言，从此大快人心。”

      西南运输处大队长，来自各方，除个别内行、尚能自爱、差强人意者外，他们多是军人，不懂汽车，高高在上，日向钱看，忽视所属华侨司机工作与生活中的困难。西南总处管理组、室，乃至各分处管理站、修理厂所、仓库等的官僚习气不会比大队部少些。所以华侨司机极端痛恨这些大小官员，同样地，官员害怕华侨司机，避之则吉。彼此对立情绪非常严重。

      陈嘉庚先生在《南侨回忆录》上还写着：“……诸机工到昆明，须军事训练两个月，乃出服务，其训练多属军事礼节，实行服务后有少数逃回。寄来之通讯云：待遇甚劣，不依照所约办理，如寒衣、宿舍、医药缺乏。各站办事人乏精神，手续麻烦，迟慢，站段无车房。救济车及修理器具不备。辛苦难以言状。常有货车损坏于山地无人处，车上机工饥寒至两日之久。”

      陈嘉庚先生以南侨筹赈总会名义，电责宋子良，要他善待侨工。而西南运输处内部有一股暗流，说陈嘉庚秘书刘牡丹是共产党，从中挑拨，致陈生恶感。明眼人识破这是特务造谣，无视处内歧视侨工的事实。云南边境，疾病流行，侨工回时并无蚊帐。1939年底，南侨筹赈总会运来大批单人帐子和其他衣物转发侨工。1940年间陈嘉庚先生、侯西反先生和其他随行人员回国慰劳侨工。忙煞龚学遂，布置欢迎工作，特别注意招待饭菜，力求清淡节约，迎合陈老脾气。陈先生到重庆、延安、福建，再经昆明出国，沿途“西南”派车接送，竟几次抛锚换车，最后一段距昆明数十公里，换用机器脚踏车带边车，载陈老到昆明。“西南”各级头子，出此洋相，只好汗颜相迎，频致歉意。

      1940年初，南侨筹赈总会先后捐赠新车200辆，西南总处特别编成华侨先锋第一、二大队，集中所谓顽劣分子，加强管理，选派“得力”大队长，并提拔侨工连某（福建人）为大队副。这两个大队专任滇缅公路保山一带最艰苦路段，担任抢运工作。同时， 组织“华侨机工互助社”以作侨工俱乐部，在昆明西门外某新村，租用新房子，设咖啡茶座。侨工对此官方组织，了无兴趣，绝少入去。于是又添一个衙门。警稽组对犯规侨工（如偷油、带客、打群架等），屡犯者长期禁闭，设“华侨自新社”，在昆明西郊黑龙潭某庙里。1941年移交军法执行监派驻西南的军法办事处作拘押人犯的临时监狱。年底侨工某（福建籍），以盗卖其所载运汽油若干桶的罪名，由军法办事处判处死刑，在大西门外昆明站对面岗边枪决示众。

      陈嘉庚先生1940年在滇缅路亲见其事的记载：“有一华侨车夫，非其罪而被西南运输处拘暗房已三天。侯君（侯西反先生，笔者注）闻知往交涉，始放出来见。乃潮州青年人，系新加坡华侨为爱国而来。天气寒冷约50度（华氏度，笔者注），余重裘尚觉寒冷，该车夫似非劳动界，身上只穿一领单布衣。余问：‘你衣如何如此单薄？’答：‘前在南宁服务，衣服一切均在南宁。失陷时，适赶运军品在外，致所有衣物尽行失陷，当局云要赔偿，迄未见赐。数月来衣服甚贵，无钱可买。’又问：‘禁在暗房有被席否？’‘无有。’余感伤之余，几为下泪。因余在南洋多方鼓励诸机工3000余人回国服务，今视见此景况，并忆其他类是者，不知凡几？故不免自咎，且化为伤感。乃送他50元，为买衣服费。又问：‘被禁因何罪？’答：‘有某司机是余朋友，余因暂停未有工作，帮该友驾车，该友犯罪逃走，故当局捕余往禁耳。’”（《南侨回忆录》第292页。）

四、同我在一起的华侨机工

      1939年初，由于训练所教务科实习工场不满某些队上官长不认真约束学生，致使车辆没有很好地保管，尤其是回场时，车辆横七竖八，乱停乱放，造成工作上很多困难。我们逐一推车，各就编定位置，往往搞到深夜。为了修车，科内常不放假，工作相当繁重。队上官生不合作，无形中划了鸿沟。薛文蔚在一次会议上发表议论：“聪明伶俐的学生，专学开车，不大灵活的‘老实头’宜学修理……”我对此十分反感，教务科与总队部两个头子之间就不那么和睦，下面一些工作人员，也可能推波助澜，问题终于爆发出来。

      某天收车时，学生不依规定停置车辆，不服侨工纠正，队长也反唇相讥，语言冲突，不知怎的动武起来。学生人多，侨工不敌，有人敲起工场作息报时的刹车钢圈当当几声，紧急集合，双方对打起来。当时我不在所内，回来方知张炎元以教育长手令扣押教务科职员和侨工各二人，重禁闭一个月，立即执行，张即离去。我不了解当时情况，看来双方各有不是，为何队上官长一无处分，偏向侨工开刀？我气得在侨工宿舍谈话时哭起来，从此决心不干。这期间侨工出发完毕，新手司机学程将了，教务工作告一段落。我倡议组织巡回宣教团，配车数辆，为车队司机厂所技工，特别是华侨机工服务。一到某地，先熬凉茶（科内侨工初来时，我家人星期天熬一大锅广东凉茶，他们过门来饮，颇有预防水土不服的效用。为准备巡回车出发，我电托南宁支处买广东凉茶“王老吉”几十箱，托车运来），候过往司机饮用并代写家信，缝补衣服，检查身体，组织文娱活动，讲讲国际国内大事，以及运输规章，或针对行车情况，提出注意事项，等等。当时我自荐为团长，并征求志愿工作人员，准备把科内侨工抽调大半参加。吴琢之也许不知我此举乃系脱身之计，故一口答应了，立即批准拨车，购置用具，并指示我此后为华侨机工在滇缅路经常闹事的问题做点缓和工作。张炎元则知我不满意处罚打架事故，对宣教团并不热心，并声言训育科不派人参加。我想他们不来倒也干净。正在积极筹办中，吴琢之找我，说贵阳分处处长熊理要求整顿贵阳修车厂，并指名请调我去接充厂长（各地修车厂直属昆明总厂，分处只能建议）。吴兼总厂长，不能辞其责，我知道贵阳厂长金某原是搞铁路机车厂的，他的班底弱，却是龚学遂找来的。吴为此有些为难，加上熊理原由总处秘书调去，跟随宋子良在广东省财政厅干事，有事会直接报告宋，不好随便应付，只好把我送出去，于龚、熊或宋各方面都有交代。我看情势不能不去，于是坚持除非保留总处秘书原职，并且带走教务科一批侨工不可，吴无奈同意了。

      我为顺利摆脱训练所，在所务会议上提出改组方案，理由是以后培训任务不大、组织可以缩小，权力集中些。教育长下设总务、会计两科，一总队部，包括教务、训育两股。教育长兼总队长，由副总队长实际负责，管辖若干教育班或大队。薛文蔚久想升官，对我这个建议，内心是赞同的。故会上很快通过。我借此领了几十名侨工和教务科一些职员，于中秋节前后到了贵阳修车厂。

      侨工们从半似兵房的可憎的昆明训练所来到峦峰环抱、溪水横流、一派清幽气象的贵阳厂，好似换了人间。厂内古泉，水质清冽，是贵阳市有数的名井，比起昆明训练所时从小西门下水道排来的污水用以漱口洗衣，身有余臭，来此更有说不出的滋味。还有比较满意的是厂内职工百余人，除大部分侨工外，其余江浙来的下江人、贵阳的本地人，尚无地域或宗派成见。职员二十来人官味较小，上下通气，一有费力的事，一呼即至，推车抬物，争相帮助。技工中头头，旧称工目、领班、监工或NO.ONE等，在我们这一群人里，他是分配工作，组织劳动，上下联系的基层人员，他自己做的实际工作往往比一般技工还多，还繁重。侨工在南洋工厂习惯了自觉干活，即使极个别的偶有懒怠的，工友间便加以规劝，绝少争吵事故。

      初到厂时，厂内只有一马达使用市电带动小车床，顺带驱动一个汽车发电机来充电池。我们从原箱未开的机具中，找出数十千瓦的柴油发动机和发电机组，几天工夫装配起来作动力和照明用，因而其他机具仪器都一一装配起来，厂内拆得满目疮痍的待修车几十辆，几同废品。侨工爱惜物力，要为抗战添一份力量，千方百计，拼修出厂，场地一空。我们调派专人，清理废弃机件，甚至场地上弃置的小零件如螺帽、垫片、洋钉等也有专人收拾、集中，分别整理、修复，以便改装重用。凡领新料时先到旧料间，那里分门别类贮存备用机件的数量，不下于新料间。

      当时厂内并无停车雨棚，雨雪之日，机工们钻进泥泞满布的车底，仰卧操作。据我任内日记自作统计，1939年10月至1940年4月这半年间，雨雪天和空袭警报占半数。侨工生长热带不耐奇寒，仍能坚持工作，胼手胝足，其艰苦是可以想见的。

      侨工五六十人，除黄春才在贵阳结婚住在厂内之外，其余都集体住宿、开饭（有一段时间，我一家六七口也在大厨房开饭），晚上工余最寂寞，开过文化班、歌咏队，集体看电影。距厂四公里的贵阳市群新电影院，多放苏联片如《夏伯阳》《克隆斯达海军》《幸运鱼》等，每片必看，开车入城，大家生活亲如兄弟。

      某晚下班，例有专车送职工入市。晚饭时贵阳分处处长熊理从贵阳市来电话，气急败坏地说侨工在中国运输公司贵阳车站打大架，叫我速去处理。他对华侨司机，怕得要命，这回厂里侨工出事，以为给我出了个难题——我赶到贵阳站，见江浙技工两人被绑。他们平素是安分的，侨工一群在门外等候我来。宪兵队长某和中国运输公司职工俱在。了解之下，原来我下班专车与中国运输公司职工车抢道，几乎翻倒路侧。侨工开车追至该站理论，路警出头，宪兵拔枪制止。有人用手槌击破宪兵头部，宪兵晕倒已被送医院；还有人夺去步枪，打了几响，后在附近找回失枪。打架的散了。被绑的两人是在旁观看的，自以为没份参加，却遭了殃。经过一番扯皮，大事化小，我领回这两个无辜者。

      我将这些史料的初稿，寄予有关同志参加意见。据当年侨工温其芳同志（近从北京石油机械安装公司离休回广东梅县原籍）回信，补充了一些实情。现摘录原文，附载于此，以冀得窥全豹。

      ……到训练所教育科的侨工是一批、二批、三批和四批回国侨工抽出来的。第一批领队是廖国雄，其中叶基福、叶修青等九人。第二批回国领队钟运熙、温其芳和王禄舀是马来亚来佛区一支回国小队二十九人组成，携带修理工具，其后三批、四批来了一部分侨工五六十人。教育科实习工场修理技术力量基本是华工。

      侨工的回国动机和基本思想心境，大都明确自己回国任务和目标；打日本为祖国贡献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不当亡国奴，再过几年回南洋。初期侨工能吃苦耐劳，兢兢业业地工作。派到滇缅运输线上的司机接新车，多数是侨工驾车把抗战物资安全运回来。表现不愧为中华儿女。后来在实际困难，得不到解决，如侨工疾病，生活困难，当局无人关心和管理，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奔向何方？这种处境下纷纷向陈嘉庚发泄不满，骂陈嘉庚出卖侨工，送出去不管，造成一定社会舆论，给陈嘉庚很大的政治压力，迫使陈嘉庚回国视察。侨工还看到官场腐败，贪污发国难财。从多方面影响，致使侨工热情变冷了。有的侨工意志不强，不自爱，染上坏习气，打群架，嫖、赌、吃、喝、抽，造成坏影响。在另一方面滇缅运输线上的侨工表现得很勇敢坚强，克服困难，安全行车，保护车辆。途中互助老百姓关系好，做出感人事迹是出色的。侨工在抗战初期这种行动影响着运输业的发展。

       训练所教育科几十名侨工，技术素质是好的，既是熟练修理工也是好司机，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千方百计完成教练车完好出车，完成训练所第一期训练司机的任务。在教务科一段时间接触中体会，对冯君锐科长的印象，侨工认为冯关心侨工，侨工尊重他，信赖他，当成知心人。有一件事使侨工不能忘怀的：廖国雄因为打架，过错不在廖，被关禁闭。因当局处理不公，实习工场侨工向校方请愿，要求释放廖国雄，不久便释放了。冯君锐处理得当。廖国雄从禁闭出来，冯给廖洗澡、理发、换衣服；这虽小事，侨工从内心宽慰，很得侨工拥护。侨工有事愿跟冯讲。冯调往贵阳修理厂，侨工愿随去贵阳。侨工另一个心理，愿看看祖国伟大、辽阔、美丽的锦绣河山！

      在贵阳修车厂初期，浙江（下江）技工和本地技工，对于新来的侨工，很有戒心。厂派了王禄昌、温其芳在监工室做监工。温、王来取团结互助，说服侨工，尊重礼让浙江和本地技工。在实际工作中如安排待修车辆，配件分配做到侨工、浙江、本地技工一样公平。事久见人心，争得浙江和本地工人的支持和谅解，交了朋友，建立了感情，加强了团结互助。在抢修号称“百辆死车出厂”任务中，浙江技工中的某监工是一位好老工人，起了团结、桥梁作用，但忘记了他名字。在监工室内的记工统计员罗德明，毕节人，中学生，协助做了许多工作。材料股长表颂萸在材料方面支持我们。罗德明当温其芳和叶修青离开贵阳厂去延安时，助办了一件紧要的事（据温续来信说明，当时由罗做一张电报纸，说温在重庆的亲戚患病，要温速去，以便向贵阳分处领取通行证和乘搭货车的证明），温、叶搭“西南”货车，司机多是训练所毕业的，途中换了两次车，总算顺利到达。罗德明是此行最得力的支持者。

      冯君锐请来贵阳某歌咏队，为的是活跃厂内职工文化生活，免得侨工去城里乱花钱行架闹事，侨工赞成。后来歌咏队要吸收侨工入国民党、三青团，我们抵制反对，不久该队不来了（当年通过总务股联系找来歌咏队，教的歌有“只有抗战没有和”的词句， 以为没问题。以后走了，我没追问——笔者注）。

五、反动官僚功将罪论

      1939年末日寇入侵南宁，柳州抢运，西南运输处几乎一半车辆调过贵阳，吴琢之亲率整修队前往督修车辆。而贵阳厂修车能力只能照顾一百辆的维修。入桂车辆损坏特甚，长期抢运，司机疲敝，车到贵阳，往厂一送，连队上官长也乐得快活几天。于是贵阳厂门前积聚100多辆报修车，厂在贵阳西郊二桥，往来车众，稍有停置不当，便阻塞交通。贵阳分处在厂附近，平时可容200多辆。分处和各大队不作安排，更不协助整顿厂外路旁报修车秩序。加以总处公路组对我抱成见者，平时已有所掣肘。这番突击修车，不只不加发配件，而且克扣我应得份额，让别厂截留下来，故意平添我的困难。我自己一头栽在抢修工作堆中，没清醒地处理厂外车辆秩序。虽曾劝导靠近门的车辆，勿左右并停，毕竟管不了他们。

      1940年春初，小雪初霁，呵手犹僵。厂内外待修车基本清走，大家喘一口气。一天吴琢之偕张炎元来，先到分处后到厂巡视一番，我想又是查什么大案了。吴出示蒋介石给宋子良亲译电报（亲译表示最机密、最重要的事），大意是据报贵阳车场秩序混乱，阻塞交通，妨碍防空，影响极坏，应即破除情面，彻查严办，又闻修车厂沿用手工旧法，新机器原封不动，一并查究。宋在香港特电吴、张来查具报。熊理面临这可能丢乌纱帽的大事，暗暗叫苦。他把车辆阻塞的责任，放在我厂修车不力，待修车多，挂号入厂所致，吴问我是否报修要排号头，我以实对，并述两三月来修车纪录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潮，比平时多两三倍，而材料比过去反少配发。吴默然不语，再找厂内其他成员（几个股长都是他的学生）谈话。至于张炎元如何调查我不了解。贵阳分处设有警稽组系统的监查科，该科稽查员韩某，自称中山大学同学，经常来厂到处钻。吴琢之、张炎元月前赴柳州抢运时也到过我厂。所谓新机具原箱未开，并非事实，我不加申辩。至于沿用手工旧法，在没有机械设备的工序，只能手工操作，吴是内行人，也无须解释。技术问题，张炎元尊重吴的。

      侨工中有风闻这场官司的，我怕引起混乱，决心承担全部责任，不动声色照常工作。直至吴、张去后一个月，我回昆述职，掀起调动序幕。

      我刚到昆明，即闻宋子良电调公路组副组长饶兢群接充保山分处处长，我调接饶遗缺。组内一些人以辞职相要挟，抵制我之来。龚学遂为吴琢之解围，暂缓发表。我对吴表示：我绝不愿回公路组，做不了饶的职务，但贵阳厂确干不下去，请他在三个月内物色人选接替。吴似乎了解侨工在贵阳做了一些成绩，并没有辜负祖国的托付，对我也不加责备，默许可以调动。

      1940年清明节，杨柳抽枝，野花在乱石缝中露脸。我回贵阳不久，忽来总处电报， 调我到重庆代表处，我即赴渝。宋子良一行在重庆忙着什么大事。后知钱宗泽组设军委会运输总司令部不成，新设运输统制局属于军委会，何应钦兼主任，俞飞鹏兼副主任，“统制”所有公、商运输汽车。西南运输处再不是直接找蒋介石要权，向孔祥熙要钱的超特殊机关了，而是归运输统制局统一指挥，分配运量的降了格的单位。重庆分处处长汪英宾争得代表职，我仍回总处任秘书原职。在宋子良住的宋子文公馆里张炎元愁眉不展，可能挨了谁的斥责。他劝我再回训练所负责。我一口谢绝，“不吃回头草”。我听说该所教育长名义上由他兼任，他不到所，由薛文萧以副总队长代行，薛借某机会贪污了一笔钱，他在中央训练团结业后，不敢回所，流连贵阳，该所由警稽组某科长代张兼管。我记起半年前教务科侨工同队上官生打架，张蓄意打击侨工旧事，十分难过，毅然求去，从未想过再回去干什么事。张惘然若失，奈我不何！

六、“西南”尾声中的华侨机工

      1940年四五月间我调离贵阳修车厂，总厂派副厂长余乐醒兼充。据说余带来湖南籍职工一大批，在纪念周上，说他人马齐备，大可组成“余家班”。余气焰万丈，我早感不安。

      我之离厂，查办没有下文，自己又没有下一场戏可演。同来贵阳的侨工，渐渐理解我的处境和心情，我舍不得他们，又非走不可，怎样安置他们，一时想不出来。但估计余乐醒不会容忍这一批天真豪放的爱国侨工。

      我在贵阳上报的公文可看出余上任后，请委大小官儿走马上任。而贵阳来人偏说，余到任不久，召开慰问侨工大会并赠送锦旗，好似他们可以暂时相安。

      余乐醒是留法勤工俭学生，与吴琢之、饶竟群、陈宅桴（总厂副总厂长）都是先后同学。不过，余在公开场合里，自称军统，河内行刺汪精卫，打死曾仲鸣是他们干的。吴琢之一次都不在他眼里。只是昆明总厂全套人马都是吴的“江南汽车公司”的班底，余在总厂里是吃不开的。他老是兴风作浪，叫吴头痛。吴借我请调机会，送走这位瘟神。余到贵阳后仍以总厂长指挥滇东各厂（柳州、六寨、贵阳、重庆等），大有与昆明总厂分庭抗礼之势。我对留下贵阳的侨工始终放心不下。

      果然，一天吴琢之持余乐醒来电：“贵阳厂侨工桀骜不驯，分子复杂，请准全数解昆明自新社……”问我究竟，我气炸了。把上述所知情况，向吴反映，并力陈贵阳厂侨工的工作能力与成绩，正该重用这一股难得的技术力量，不愁没处安排。倘若这样虐待侨工，何以对千百万南洋爱国侨胞？吴颇为动容，即批由公路组组织滇缅路抢修队，加强前方维修力量，并复余乐醒妥善抚慰侨工，勿存歧视。我通知尚在贵阳的我任内材料股股长裘颂萸，转告侨工，安心赴调。

      尚有一事应补述的，当我赴重庆或回昆明述职时，分处监查科扣押侨工刘仲芬，说他偷卖汽车器材，厂内全体侨工以事出冤枉，群集分处请愿卒即释放。他们同余乐醒原来是一个鼻孔出气的。

      我从1940年夏天到1941年底“西南”结束时止，一直在昆明总处秘书室工作，华侨机工无论教务科还是贵阳厂共事过的，经昆明黑林铺总来看看我，由此我知道他们一些人的近况。他们集中在滇缅路西段最艰苦的保山、遮放、芒市一带，少数民族地区气候风土、生活习惯与内地不同，侨工在南洋苦热的暴风雨中长成，尤其是出于爱国热情而归来，不似秉持雇佣观点的人，以发国难财为务。但人到底不是活在真空里，滇缅路上茶楼旅店尽是诱人陷阱，嫖赌饮吹，件件俱全，意志薄弱的侨工不免堕其彀中。上面说过的盗卖整车汽油的华侨司机，确有其事，而唆使、串通、销赃、私分等大有人在。正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罢了。

      1941年底西南运输处奉令结束，移交中缅运输总局，局长俞飞鹏兼任，由蒋介石的表弟接替他小舅子，问题不大。可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长驱直入滇缅路，惠通桥和滇缅路国境一侧路段，惨死多少华侨机工，无法确计（当然其他人民也在不少），我在“西南”结束后，1942年初离开昆明，到重庆工作。三年来相处，有些朝夕相对、苦乐共尝的侨工，从此见面机会不多了。

      “西南”车辆大部分移交中缅运输总局，滇缅路失守，“中缅”又改为“滇缅公路管理局”，车辆残破，人员星散。华侨机工备受排挤，各奔前程。据我所知，有些东回粤桂谋生，自设小店，或做临工，更多是失业的。在贵阳厂干过的侨工庄盛，福建人，平时工作不怕苦，不怕累，就是爱打架，爱赌（有时向我家人借零用，有借有还，从不拖欠）。1942年我在贵阳街头遇见他，失业挨饿。原贵阳分处处长熊理下台后有一车机油，派人运到衡阳出卖，间接托人找我介绍司机。我介绍庄盛去，声明技术过关的，但不能管钱，要保证他食宿零用。三个月后庄自湖南来信，说同行职员来到衡阳后，一去无踪，他生活无着，当胎押车作伙食，赌钱输了，索性连车也卖了，一走了之，请我原谅他。

七、建议收容流落昆明侨工的提案两年后回到我手上

      1942年我在重庆运输统制局运务总处做技正，这个空头机关正如职员们讲的怪话，“技正无正事，专员无专责”。平时我从南岸四公里黄山路口该处步行过江，往友人家聊天读报，确无正业。适值国民参政会开会，江苏张一麟老先生出席。我通过宗君仁同志（到延安慰问的清华学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听闻在北京外交部政策研究委员会任职）请张提出：建议拨款收容昆明的南洋回国服务机工、翻修昆明一带废旧汽车案，历述陈嘉庚先生从南侨筹赈总会发动3000多名侨工回国服务四年来的贡献与牺牲极大，现有数百人贫病交迫流落昆明街头，不只怀技一无所施，抑且在死亡线上挣扎。应拨足够专款，收容他们就医调理，重新工作。昆明一带弃置废旧车辆，何止千辆，充分发挥侨工的积极作用，翻修重用。一举两得，既可增加运力，更可激励南侨爱国热忱， 大力支持抗战。我之出此是先有可靠消息：昆明市云津市场——当年侨工同龙云军警较量过的地方，滞留一批骨瘦如柴的侨工，下体围着麻袋，沦为乞丐。未闻任何机关设法救济安置，我心里非常难过。老宗赞同我这建议，及时送达张老，承允在会上提出。以后结果如何，人事草草，无从追问。

      一晃两年。1943年底我在贵州黔西县交通部公路总局运输人员训练所任教育长（所长由部长兼总局长曾养甫领衔，副所长吴琢之在贵阳经营江南汽车公司，不管所事，由我实际负责），接到公路总局来文，附上述提案的决议，交由公路总局转饬本所统筹办理，却不拨专款，只在当年经费招生名额内，设班收容，不提修车。解铃还是系铃人， 可惜让蜗牛背着这决议案从重庆到黔西，跑了两年。嗷嗷待哺的饿殍或者早成为茂草的墓中人了。

      1944年初，我们变卖一批旧胎，筹得经费，招考机务班、修理班共100余人，另设华侨机工整训班容100余人。

      原“西南”第十四大队长陆绍康，向为吴琢之所赏识，在侨工中有一定的威信。派他任华侨机工整训班班主任，赴昆明调查处理。当时，昆明仍存在“华侨机工互助社”（“西南”结束后，谁给它经费，我不了解），社长白清泉（福建人，原在“西南”任分队长，薛文蔚对白很重用。1941年薛在贵阳东面甘巴哨，做第十大队大队长，整训司机，它比一般大队规模大几倍，一时多少“豪杰”。白清泉在队上开车辗死人命，逃至薛处竟被掩蔽起来。吴琢之得讯，叫我拟电报催薛，限期送白到案讯办）。我们会同该社收容侨工110人运到黔西。首先让其检查身体，医治慢性病，对个别特殊人物（如，打架出名的纪兰花）进行细致的教育，还照顾某些年老体弱的，不排勤务。经过一段时间，情绪安定；恢复驾驶教练，在所内实验运输队开车。生活新上轨道，不至过分自由散漫，也没有发生过打架事情。大抵这批侨工年纪略大（平均约40岁），见过世面，今番回所，总算有个归宿。1944年末，我们在日军入侵独山前，报准公路总局分配他们在西南公路局、滇缅公路局、川滇东路局开车。也有小部分跟陆绍康到中国红十字总会运输科去。至此，训练所奉令撤销，送走最后这批侨工。

八、侨工中的进步分子和现知下落者

      1939年侨工初到昆明训练所教务科工作时，全所人员照例参加纪念周，后来因星期日加班修理教练车太多，有时加班也修不了。我请准吴琢之让侨工免参加纪念周，尽可能赶修当天派用的教练车，因此，对于国民党那一套“卖膏药经”，这批侨工极少接触。在胜因寺实习工场香积厨前几棵杨树之间，我们用碎木条钉成一条“为抗战而修车”漆红字，挂在铅条上。此外，别无什么政治气氛。大家埋头苦干，彼此身体力行，互相影响。我们没有讲政治问题的机会，我们没有发现谁有一套政治理论对大家讲的。

      1939年底，贵阳厂聘用开公务车的新司机彭文钦，是讲客家话的侨工，穿从日军处缴获的黄呢大衣。据说到过延安回来的。不久自己离职，又闻抗战后已回南洋去了。

      当时“反共”高潮还未到来，新四军事件前一年贵阳市上还可买到《新华日报》。“西南”特别党部通令所属单位职工一律集体参加国民党。1940年初我准备去职前半个月，侨工温其芳找我谈，他将赴延安，叶修青（20岁青工）同行。我问他要不要旅费，他不要，说将乘八路军贵阳办事处最后撤退的车辆前往。一声“珍重”，我当他们请假，除名。去后月余他有信从延安来，说已到达，以后音信杳然。

      1949年广州解放，我从香港回来参加接管工作。军代表邓文质说：“叶修青随军南下在工业厅，温其芳在东北某工厂。”

      “文革”后期，温其芳自北京回广州探亲，找到我，讲起1940年春赴延安的事，原来到了重庆折回贵阳，搞个修车厂。反动派追捕他，然后北撤。他回国前，在南洋只参加外围组织，到延安后才参党……公务车司机彭文钦是他介绍的，并无组织关系。

      叶修青在“四人帮”覆灭后，到我家看我。彼此在广州30年第一次见面。知道他做过通用机器厂厂长，进过华南工学院，以后在省计委，现任广东省投资信托公司总经理。

      温、叶两人经常同在都关轴承厂任技术员的侨工王禄昌保持联系。王每出差过广州，总来探望我。我问他：“你们回国之初有无找到国内地下党？”王说：“南洋起行时，当地组织约定，到昆明时，欢迎归侨会上有持抗敌后援会旗帜的人，可与之联系。但结果并无这个会旗出现。”直到1939年温其芳同他在贵阳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这公开组织，正式接上头来。本来王与温、叶想同去延安，商量结果，留他下来。王在滇缅路解散以后同我联系，转到黔西训练所。抗战后，再转到公路总局第三运输处任坪石站长， 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遣散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王在韶关摆个摊子， 修理马达、电器，以作一家十口活命之计。公私合营入韶关轴承厂，一度为预备党员。“四清”时说他是资本家，取消候补资格，他自己也愿当工人。王是比较全面的机电工，最近退休，仍当厂的技术顾问。当年他的助手为李贞才、萧士元、阮照伟等侨工， 在抗战结束后先后回到马来亚，经常有信往来，都说生活还好。

      其他侨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知下落或见过面的，为罗华、曾金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路上遇见过。程瑞芬“文革”前来探望过我，他在广州铁路局南站。何珠在解放海南战役前为支前司令尹林平开吉普车，广湛路上见过他。钟运熙去广州轻工局模具厂，前年病故。闻林顺在柳州还是以打铁为生……

      南洋侨领庄明理先生在纪念陈嘉庚先生的文章中有下列一段：

      ……抗战胜利后华侨机工纷纷要求复员返回新加坡、马来亚，与亲人团聚，但蒋介石政府却别有用心地不让他们回去，嘉庚先生为此十分愤怒，他于一九四六年六月内在吉隆坡开一次“支援华侨机工复员大会”，这次大会选出陈嘉庚先生为首的五位代表， 向当时蒋介石政府派驻新加坡“总领事”伍伯胜提出严重质问，要求国民党政府必须立即将这些要求复员的华侨机工，送回南洋。

      陈嘉庚先生当时义正词严地告诉伍伯胜：“华侨机工，为抗日救国回去的，抗战久已结束，机工就应复员。华侨反对内战，华侨机工决不参加内战，必须让他们复员回来。”

      这3000多名华侨机工，在战时工作中献出生命的，积劳病故的，现仍留国内的，已返南洋的，各若干人，都没有进行过调查。他们回国时，一般年纪在20岁至30岁之间， 也有近40岁的如机工叶基福、古旺兴，木工萧肇兴，电工林少衡、徐钟佛等，现纵生存也是80岁老人了。

      缅怀往事，我虽与侨工相处一般只一年多，也有些人同我30年来不断音问或几度共事的。他们有勤劳勇敢、见义忘利、自我牺牲、刻苦奉公、一专多长的高尚品德，给我很深刻的教育。有关抗日战争时期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这件大事，即使我了解不够全面，但他们1939年头步入国门而至1944年收容病残重新安排整个过程我大多参与其事； 应该尽举所知，不致埋没南侨爱国史实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我应尽的道义上的责任。

1981年10月

（摘自《此心安处是吾乡——广东致公文史资料选编》，羊城晚报出版社，2025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