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梁愈明

      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马来亚各阶层爱国侨胞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一片丹心报效祖国，支持和参加祖国抗日战争，在日寇侵占马来亚之后，又与当地人民一起坚持抗日斗争，在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了贡献。其中也包括了中国致公党海外成员所作的积极贡献。例如，致公党前领导人之一官文森同志就曾经在马来亚独资组织了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文森队回国抗日。我曾经在马来亚同当地人民、同抗日军同志、同致公党的兄弟和爱国洪门人士并肩战斗结下深厚情谊。“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的日子里，回忆一下我在1945年空降马来亚抗日游击区的战斗以及前后情况，也是很有意义的。

      1940年夏，我满怀抗日救亡壮志，组织并带领一批马来亚侨生经过越南，回国观光、升学，在昆明参加了大学入学统一考试，后来到重庆，希望从那里转到抗日圣地延安，但因封锁得很严，只好经云南转回粤北的中山大学就读。次年再去重庆探听北上之路，又因正值“反共”高潮，不得如愿，便在复旦大学借读了半年然后返回中大。

      1944年夏，写好大学毕业论文后，当时政府应东南亚战区盟军总司令蒙巴顿之请，派了新加坡华侨庄惠泉到中大招募侨生并准备派去东南亚配合盟军光复南洋。我怀念在日本法西斯铁蹄蹂躏下的人民和侨胞，在得到“联合英美等反法西斯力量，组成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战胜德意日法西斯而奋斗，是我们的国际任务，此去意义重大” 的指示后报名应征，率领十多位侨生，怀着“烈日当空兮，武江沸腾，壮士南去兮，胜利还”的激情，告别坪石，告别金鸡岭，告别战友，踏上征途，飞越喜马拉雅山到达印度，在东南亚作战学校受了几个月的军事训练后，转到东南亚战区总部所在地锡兰（今斯里兰卡）的坎地等候出发。

      在坎地作了山地负重急行军等练习，准备好随身携带的作战装备，便转到印度名城加尔各答，于1945年春乘“空中堡垒”飞往马来亚。出发前，领队白夏士中校召开会议，他指着军用地图，讲述了要降落的地点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总部的驻地。他告诉我们说降落后抗日军会来接应，万一降落后失散了，可利用指南针按地图去找抗日军总部。他还提醒我们注意：降落时如挂在大树上，得用随身的廓尔喀军刀将阻碍落地的树枝砍掉，再系上绳索攀缘着下来；如遇到锡矿潭，便拉好降落伞绳绕过，免遭淹死；如遇到地上插有尖木群，也得迅速避开，免呈身躯插进尖木上（当时日军到处布设尖木群来防备空降）。

      我在黑夜里兴奋地随着白夏士登上“空中堡垒”。另一助手罗布逊空军上尉以及报务员汤少山和约翰也先后登机。环顾机舱，满堆着军用物资，几个机务员已在等候了。飞机升至高空，机中灯光全熄，黑漆漆的，伸手不见五指。机务员说：“还要飞行三四个小时，你们可睡个好觉。”但大家兴奋得怎么也睡不着。“官长，快到马来亚上空了，请起来准备降落吧！”机务员小声说了后，我们便一个个翻起身来，迅速整理好戎装，挂上了作战武器，戴上了钢盔，垫上了屁股胶块，系好了降落伞……机务员打开舱门，待飞机从万米高空降至离地面七八百米，喊了声“跳”，我们便一个接一个往下跳，经七八秒钟，便在吉隆坡的北约双门丹地区一个山村附近着陆。

      着陆后，我们很快便会合在一起，随同抗日军派来的廖周行同志（现致公党广东省委员会副主委）等朝深山密林飞奔。当时每人背负、腰缠、手拿的作战装备就有五六十磅重，即使平时在平坦的公路上走也不轻松，但那时不知哪里来了这股大力气，个个好像轻装走路一样，一口气就跑了几个小村，接应者告诉我们，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会儿，这时已是东方发白。休息一会儿后又启程了，但脚底好似生了根，举步不得，这时我才感觉到非常疲劳。

      日宿夜行，我们在山林里转了好几天，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派了军委刘尧同志到来欢迎我们，并会谈商定了关于调拨部队、建立营房、部队训练，以及武器、军需供应等问题。不几天，便在密林深处的山麓建好了一座座用“亚答树”的枝叶编织屋顶围墙，以大竹作支架和底板的高脚营房，操练场有了，文娱室有了，“建筑群”既简单实用又壮观。战士们问我：“同志，营房建得怎么样？”我答：“好极了，如果天上神仙见了， 也会相争下凡来享福哩！”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我的任务是协同训练作战部队并担任盟军白夏士中校和抗日军的联络工作。调来受训的战士的质量很好，到齐后便开始训练。每当有盟军派来的作战人员或军需物资空降，我便同他们到约定空降地点接应。有时也随同他们去袭击日军据点和伏击日军军车，扰乱敌人后方，作为训练作战的一个部分。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为配合盟军从海上反攻的准备已经就绪，只等盟军总部的反攻号令下达，便出击敌人，牵制敌人兵力，迎接盟军登陆。反攻就要开始，大家的精神都很振奋。

      1945年8月15日晚上，收音机传来了日本天皇宣告无条件投降的特大喜讯。

      抗日军的指战员们闻讯欣喜若狂，我们拿出剩下的威士忌酒，同战士们分饮，互致祝贺，庆祝抗战胜利的歌声响遍山谷。9月初我随马来亚人民抗日部队下山接管吉隆坡，市民如久旱逢喜雨，万人空巷，敲锣打鼓欢迎我们。阔别了五年的亲戚朋友和同事同窗接踵来访，促膝谈昔庆今，许多爱国华侨社团听说来了“东南亚战区中国联络官” 纷纷邀请我赴宴，畅谈祖国大好形势，共庆祖国国共合作取得抗战胜利，祝愿国共两党合作建立联合政府。当时曾组织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文森队归国参加抗战的致公党元老官文森老先生，高兴得亲自驾车接我到他家里参加家宴，殷殷垂询华夏国事，关切北赴陕北的华侨青年。

      1946年元旦过后，我这个“中国联络官”复员回国。临行前，我到旧居向邻居父老、朋友话别，以茶代酒互道珍重。左邻右舍的兄弟姊妹们也围拢来问长问短，请我讲打日军的故事。当时一个女孩子问我：“这里离‘唐山’这么远，你是怎么来的？”我笑着说：“我在‘唐山’拜神仙为师，学会腾云驾雾，我是踏着云驾着雾从天上来的。”孩子们笑了，父老们也笑了。

      “再见！”我们挥手告别了送行的人群，告别了马来亚，飞越太平洋，返回亲爱的祖国。无情的时光已流逝了40年，想不到竟有当世总统祭希墓，首相拜东条的事！列宁有句名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今天我们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要教育后人不要忘记帝国主义侵略，警惕战争重演，要多做工作，同心协力共同奋斗，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为振兴中华，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此文为1985年，时任中共台山县委统战部副部长、马来西亚归侨梁愈明在致公党台山县委会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自《此心安处是吾乡——广东致公文史资料选编》，羊城晚报出版社，2025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