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前提※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其逻辑前提涵盖以下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理论前提；解放思想是认识前提；以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是物质前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视阈融合”是文化前提。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前提

90余年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特道路。全面审视这一历史进程，认真梳理其逻辑脉络，对于新的时代进一步自觉地能动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
信仰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才能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否则就谈不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无法在实践中形成具有中国特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针，在实践中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从理论本性上看，马克思主义具有实践性的品格以及普遍性的本质，这是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的历程中可以中国化和应该中国化的基础。
首先，马克思主义具有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相统一的理论本性。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真理性认识，具有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特质。即是说，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运动的一般规律，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性，任何人都不能抹杀这一真理所含内容的客观性。正如邓小平曾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1]但同时，真理性的认识总是在具体的条件和社会环境中形成和发展的，只有在一定的具体的社会背景、历史条件和实践环境下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这一客观真理，离开了特定的时空和具体条件，都无法形成真理和实现真理。上述规定性，诠释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理论本性。
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包括人类解放的路径，是关于人类社会运动的规律性认识，体现了真理的绝对性。这种绝对性又客观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存在于相对性之中，并且通过相对性而表现出来。换言之，即人类的最终解放是必然的、历史的，然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民解放，则是具体的，总是在一定时空和具体条件下实现的，并体现出不同的路径和特点。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性认识，它所内涵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决定了在不同国家的实践中，必然要与不同国家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保证真理的绝对性通过相对性而表现出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和恪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体现了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体现了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性。
其次，马克思主义还具有真理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理论本质。马克思主义作为从客观实际中抽象出来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性的本质，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提供了科学指南。但是，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真理的普遍性，只有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体现真理的普遍性，发挥其所具有的普遍性指导功能。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这昭示人民，决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包治百病的教条去机械地套用，而应该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基本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条件有机地结合。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表明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3]。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它能够同各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能够在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得到运用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的共性，是通过特殊性而展现出来的。即是说，只有在具体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普遍性，脱离了具体特定的现实条件和具体的实践环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适用性、包含的超越时空的普遍性都无从谈起。由于各国的革命具有各自的特殊性，所以马克思在晚年曾提出了东方不发达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构想。马克思曾经推论，在发达国家，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代替论”；在不发达的国家，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跨越论”。这些论断，体现的正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社会主义革命规律之间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正确处理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创造性地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的普遍性，在中国具体的实践条件的特殊性中得到了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国的“民族性”，推进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再次，马克思主义具有实践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的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是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具有鲜明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实践，又随着社会实践而不断发展，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巨大的指导力和思想活力所在。换言之，不同的社会实践，会产生不同的理论成果；不同的理论成果，在不同的实践环境下得到丰富和发展。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4]作为源于实践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它总是要随着人类的客观实践活动的变化而发展变化。列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5]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实践的深入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随着人类的实践而与时俱进和不断创新的历史。
具有实践性和创新性理论品质的马克思主义，其的生命力并不仅仅在于其理论的正确性，更在于它能够与各国具体的实践相结合，在具体的实践中起到指导与推动的作用，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理论拓展与升华。对此，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6]，否则，马克思主义也就没有生命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和恪守马克思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后，就开始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始解决如何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问题，并创立了毛泽东思想。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最基本的前提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7]邓小平不仅多次强调，要读“老祖宗”的书，并且要“精读”，而且成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在总结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时，江泽民也明确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8]实践证明，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
二、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前提
解放思想是理论创新的灵魂，是理论创新的先导，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过程的一条红线。它要求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反对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理论与实际相一致。
坚持解放思想，前提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不是放弃和否定马克思主义，而是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照搬照抄和机械地套用，要完整地、全面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实质。毛泽东曾对全党学习马列主义的重要性有过论述和要求，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批在实践中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同志,党的战斗力就会得到大大提高。”解放思想，意味着不把经典当教条，不把“老祖宗”当“圣人”。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死的教条，当成一成不变的理论，就阻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所以，毛泽东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错误，主张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去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9]他还提出，马克思主义具有真理的属性，对中国的实践具有指导意义，但“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10]他认为照抄照搬马列主义书本上个别字句的人是蒙昧无知的人，需要进行启蒙教育。毛泽东反复强调，一定要抛弃教条主义的态度,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他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从教条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要完整地全面地看待马克思主义，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和精髓，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在与实践的结合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需要的条件很多。之所以强调解放思想，是因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以解放思想为先导。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文本中的个别词句和结论，而是完整地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以及蕴涵在这一理论体系中的精髓、灵魂及其基本的原理，并创造性地而不是教条主义地运用于实践，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邓小平从战略高度，精辟地阐明了解放思想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11]，就会导致亡党亡国的结局。江泽民也明确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必须解放思想，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教条主义，在实践中去发展马克思主义。他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绝不能采取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态度，而应该采取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坚持一切从发展变化着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不断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科学。”[12]90余年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我们每一次大的进步，每一次取得理论上的飞跃，都是在突破“老祖宗”的基础上取得的，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
三、以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物质前提
只有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具有指导意义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中国的实际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物质前提。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事业的指导思想，是随着实践而发展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只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和国家，指导解决不同的问题,才能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正如毛泽东曾经明确指出的:“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13]同理，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解决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进行怎样的革命和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即是说，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中国的实际,了解中国的现实国情,依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来指导中国革命。
党成立时，由于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实际把握，缺乏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认识，缺乏对中国革命及其规律的理解，没有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党的二大开始，我们党在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的指导下，随着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深化，开始迈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步，提出了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在党成立初期，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章，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研究中国的国情与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也就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航程。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中国共产党开始举起自己的旗帜，开展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当时党内有些人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教条主义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开展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斗争，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损失。此时，毛泽东没有拘泥于教条主义，带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开始了革命中心由城市向农村的转移，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斗争的理论，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探索自己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就是实践结晶，具有典型代表意义。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历程，就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这一行动的思维逻辑就是以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毛泽东在论述中国革命为什么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时指出，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内无民主制度,外无民族独立,没有取得政权的和平路径。同时，在当时的中国，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都很不平衡，敌人统治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村是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城市离不开农村，而农村可以相当地离开城市，因此，农民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农村成为革命力量发展的基地，成为革命的主战场，成为革命的中心和夺取革命胜利的战略基地。因此，毛泽东在深入思考观察和理论分析后明确指出：“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14]中国革命道路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标志性成果，典型地诠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理念。毛泽东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他曾批评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15]的态度，提出干部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16]他提出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单纯地为了学习而学习，不是做表面的文章和姿态，一定要有正确的态度和明确的目的，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寻找立场、观点和方法。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但不能因此而教条式地用它来硬套和剪裁中国革命。只有以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为中心，才能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历史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从直面“中国的实际问题”开始的，又落脚到通过实践有效地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这是“问题”发展的内在逻辑，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从实践的角度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所在。在新的时代，江泽民反复强调：“确立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我们的一贯倡导的科学方法论。”[17]他认为，判断我们党是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关键要看我们党是否能够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正确地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推进我们党的事业发展。实践证明，以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物质基础。
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视阈融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前提
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被致力于“救亡图存”的中国先进分子所认同和接受，并成为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前提。
在2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是一个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封建国家。在鸦片战争以前，这种文化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系统，在人们的观念和行为的所有领域，都具有不可动摇和怀疑的支配地位。鸦片战争打开了封闭中国的大门，一次又一次反侵略战争的失败，冲击着根深蒂固的古老文化。对现实的不满，使忧国忧民的进步分子开始关注西方的文明，西学东渐的进程不自觉又不可阻挡的开启。从物质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在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和解读中，在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交汇中，中国的进步分子在现实中进行着理性反思，其结果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封建文化从被怀疑到被批判、从疏松到解体，其绝对的支配时代宣告终结。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为新的文化的输入和传播提供了契机，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预留了空间。
文化危机的深化必然带来文化的转型,一种文化的衰落必然导致另一种文化的萌生和崛起，先进文化必然要取代落后文化，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衰败过程，也是西学东渐的过程。面对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地主阶级洋务派打出了“自强”、“求富”的旗子，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指导下，开始兴办洋务，并开始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一定的社会科学，还派出了留学生。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通过器物文化层面变革的破产。随后，资产阶级维新派追求制度文化层面改革的努力也在108天后嘎然而止，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的桎梏，使中国的进步分子认识到文化重建的迫切性。此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转向对西方诸种文化思潮的信仰和传播,西方形形色色的各种主义蜂拥而至，并吸引着救亡图存的拥趸。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以及对待被压迫民族的态度等等，骤然吸引了大批中国先进分子的目光，他们不仅对十月革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18]。新文化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从众多的西方文化思潮中脱颖而出，可以说，救亡图存的文化需求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和中国人民逐渐认同和接受了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科学性、批判性、实践性和开放性等理论特质，满足了中国救亡图存的实践需。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性格的内在契合，得到中国人民的认同，奠定了其能够中国化的文化基础。任何文化都具有可传播性和可交流性,文化之间也都有共通性，即文化契合点。在此基础上，产生文化认同、相互吸收和彼此同化,并因而重构为新的文化形态。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一个基本的文化前提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中国文化中有悠久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有民本主义等思想因素,也有大同社会的理想追求等。这些思想很容易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产生共鸣。特别是近代以来，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出发,中国的进步分子，特别是工人阶级和追求着“大同”与“小康”理想的中国人民，盼望着建立一个没有民族压迫、没有阶级剥削、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理想社会。而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论断，就是以所有制为经济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以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胜利，实现共产主义是先进的无产阶级崇高的信仰追求。在近现代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理想的追求上找到了最重要、最根本的契合点。这种向往和追求上的一致性，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视阈融合”，此时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带有了中国的民族特性，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文化前提。
综上所述，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践中，始终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为中心，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的时代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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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


（ 孟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