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公党参加成立人民政协始末

   

今年是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70年前，中国人民政协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中国共产党及赞成“五一口号”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45个单位的代表（含候补代表）共662人参加了会议。其中致公党代表有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官文森、雷荣珂、严希纯。从1948月5月，致公党响应“五一口号”，到1949年9月参加人民政协会议，致公党见证了人民政协和新中国的诞生。今天，作为人民政协的组成单位，回顾致公党参加成立人民政协的历史，对于教育和鞭策新一代致公党人继承和发扬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响应五一口号 拥护召开新政协
1948年4月30日，针对当时全国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发布了由毛泽东起草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发出后，汇集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中共密切联系，准备迎接新政协的召开。抗战胜利后在中共指导下在香港恢复组织活动的致公党也和中共华南局的方方、饶彰风、许涤新、连贯等同志保持密切的接触。1948年5月5日，致公党领导人陈其尤与其他民主人士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郭沫若等人，从香港联名向国内各报馆、各团体及全国同胞发出《各民主党派为召开新政协致海内外电》和《各民主党派为召开新政协致中国共产党电》，响应中共“五一口号”，拥护召开新政协。6月9日中国致公党单独在《华商报》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宣言》，指出：“我们应该认识中共这个政治立场和态度是代表全国各革命阶级和一切爱国的民主阶层的。它与本党一向对国是的主张和奋斗目标也相符合”。“特为郑重宣言，完全同意中共‘五一’口号，忠诚地和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侨胞共同担负起这个伟大历史时期的现阶段革命的神圣的任务，使新政治协商会议早日召开，实现人民代表大会的召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新中国!”宣言还特别强调“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陈其尤在1948年6月15日出版的《公论》上，发表题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意义与任务》的文章。1948年8月6日，陈其尤还代表中国致公党，与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在《人民日报》上发文表示，共同拥护中共五一时局主张。
致公党元老司徒美堂也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司徒美堂抗战结束后回到祖国，与中共进行了频繁接触，在陈其尤等人协助下，于1948年8月在香港发表支持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国是主张。同年10月23日，司徒美堂离港返美前夕，中共华南局连贯同志设宴为其饯行，席间，司徒美堂即席亲书“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衷诚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向“出斯民于水火”的毛润之先生致敬，郑重表示：“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10月30日，司徒美堂抵达美国后，又根据事先与陈其尤等领导人的约定，在香港各报上发表了他在10月18日签署的另一份声明：《司徒美堂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声明》，明确表示“今中共及各民主党派所号召以四大家族除外之新政治协商会议，进而组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余认为乃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唯一良好方法，表示热诚拥护，并愿以八十有二之高龄，为中国解放而努力”。司徒美堂还针对美洲洪门人士中存在的对国内日益高涨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的一些认识问题和对共产主义的疑虑，作《答客问――号召美洲致公堂诸兄弟》[ 原件存致公党中央档案室，参见：陈昌福《中国致公党史论稿》第202页，（香港）语丝出版社，2007年。]数则。《答客问》开宗明义就是：“号召我美洲致公堂诸兄弟一致加入中国致公党，集中力量，共同努力”，并以对社会主义的理智向往和坚定信念，帮助洪门人士认识中国革命胜利后的走向：“新民主主义的实现尚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国共产党“绝不会超越时代而实现共产主义的”，“这种制度之到来恐怕还要很长的时间，非我们这一代人所能看见的了”。这是司徒美堂思想认识历程中，从朴素强烈的爱国主义升华为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志。[ 陈昌福：《“建党无陈”与“司徒创党”――中国致公党创始人辨析》,载《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致公党响应五一号召的同时，积极参与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斗争。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所谓“行宪国民大会”。致公党在《公论》发表声明指出：“行宪国大”是丑态百出的“怪剧”，“号召本党海内外党员与亲爱同胞们，认清当前事实，为国族前途而作彻底反美反蒋反封建政权之奋斗”。致公党驻马来西亚总支部也在《为否认及声讨蒋介石伪总统告华侨书》中揭露蒋介石假借民意，实际上“使他自己成了实质的至高无上的皇帝”，“蒋介石独夫的罪恶，纵令罄南山之竹，亦难写其万一”，“全南洋的华侨以及祖国同胞，为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实现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应该一致起来打倒蒋介石独夫的卖国政府”。致公党在国内进行和平民主运动的同时，还十分注意争取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二、北上解放区共商建国大计
1948年底到1949年初，中共在军事上取得了“三大战役”的胜利，推翻国民党政权胜利在望，召开新政协、建立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的号召也逐渐变成现实。致公党也在中共的支持和帮助下，积极参与新政协的工作，积极为新政权的建立而努力。
1948年8月至1949年3月，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民主人士先后分批在中共中央派往香港的钱之光和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等周密安排与护送下，陆续进入解放区，受到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著名民主人士齐集解放区，使得蒋介石政权在政治上陷入空前孤立，也为新政协的召开打下了重要基础。
应中共中央邀请，致公党领导人陈其尤与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母子(周海婴)、沙千里、宦乡、曹孟居等民主人士。由连贯陪同，被安排在第二批北上，10月底由香港出发，经丹东去哈尔滨。致公党的另一位领导人黄鼎臣也在中共华南局的安排下于1949年3月20日和其他民主人士搭乘英轮“宝通号”北上，27日到达天津转去北平。1949年1月20日，毛泽东致信致公党元老司徒美堂，邀请他回国参加新政协。当时已是83岁高龄的司徒美堂因远在美国，虽较迟才接到此函，但毅然拒绝孔祥熙等人的劝阻，即刻启程离开了侨居近70年的美国，于1949年8月13日抵达香港。由于半年前，李济深、郭沫若、蔡廷锴、陈其尤等人的突然秘密离港，那些监视他们的港英当局和国民党特务竞无所觉，这次司徒美堂来港，国民党人员加紧戒备，气氛就非常紧张。在中共华南局的帮助下，司徒美堂摆脱国民党特务的跟踪，搭乘太古公司的岳阳轮经台湾海峡，于9月4日抵达北平，与先期到达的致公党代表陈其尤、黄鼎臣等一道参加人民政协，共商建国大计。
陈其尤到达沈阳后，于1948年12月19日致电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代表致公党全体党员向中共中央致敬，并表示要为实现新民主主义，建设新中国而努力。1949年元旦，毛泽东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辞。1月6日致公党发表了《最近对时局之声明》，拥护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主张，要求蒋介石政府彻底解除一切武装，无条件投降。1月14日，针对蒋介石的求和声明的《新年文告》，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宣告中共和谈的八项条件。1月22日致公党领导人陈其尤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著名民主人士等55人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明确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他们认为“革命’必须贯彻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可能。“人民民主阵营之内，绝无反动派立足之余地。亦绝对不容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从此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一致正式地、明确地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彻底抛弃了所谓的中间路线，在中共领导下，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奋斗努力。[ 陈昌福：《陈其尤、黄鼎臣与中国致公党组织的恢复及历史方向的根本转变》，载于《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48页。
]1月28日，致公党再次发表《拥护毛泽东时局声明》。声明指出：国民党政府“明知大势已去，假倡和平，冀收拾余孽，为卷土重来之计”；毛泽东关于对时局的声明，“指斥南京反动政府和平阴谋，同时提出民主和平八个条件，词严义正。实为全国人民最低要求。”“兹幸中共领导人民革命，已近全面胜利，甚望彻底肃清反动残余势力，使中国得到真正和平民主”，“本党代表海外数十万华侨，伫望祖国和平统一、独立富强，自当同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到底，并盼国民党统治区内各界同胞一致主张为幸”。
三、参加人民政协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北京）召开，新政协的召开和新中国的建立进入实操阶段。在筹备会常委会领导下成立6个小组，分别进行以下工作：第一组，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和名单；第二组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第三组起草共同纲领；第四组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第五组起草大会宣言；第六组拟定国旗、国徽及国歌方案。经过协商，确定致公党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代表是4人：陈其尤、黄鼎臣、官文森、雷荣珂。陈其尤参加筹备会第一和第四组工作，黄鼎臣参加第三和第五组工作，雷荣珂参加第二组。此外，据黄鼎臣回忆，致公党的代表还有幸参加国旗、国徽方案的审查选定工作。[ 黄鼎臣：《新政协的丰功伟绩将永远载于史册》，载于《黄鼎臣纪念文集》，华文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第274页。]
在参加新政协的过程中，也发生过一些误解，幸而得到中共的帮助才得以消除。还在酝酿成立筹委会过程中，就有代表曾直截了当地对致公党负责人陈其尤说：“致公党没有资格参加新政协。你(指陈其尤)以个人身份参加，我们表示欢迎”。这一说法反映了一部分人对致公党缺乏了解乃至于误解。周恩来同志非常重视致公党参加新政协的问题，由于周恩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时间比较长，对各党派民主人士的情况比较熟悉，并同他们有密切的交往，因此，他亲自过问并列举了致公党为中国革命所作的贡献，从而使这一问题很快就获得解决。他最后归结说：“致公党响应新政协最早，我们主张列入筹委会”。[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第767页。]周恩来的意见为绝大多数同志所接受。致公党能够走向革命，成为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中八个民主党派之一，是与周恩来的支持帮助分不开的。周恩来的意见，对于巩固致公党在新政协乃至新政权的地位至为重要，他在人事安排过程中，也注意照顾到华侨与致公党的代表人物。周恩来的意见也代表着中共对致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公正评价。这一评价中也蕴含着不少鲜为人知的史料。解放战争时期，根据人民革命事业发展的需要，在中共华南局领导下，致公党在港、穗地区着重于会党工作，据黄鼎臣回忆，抗战胜利后，在香港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经常举行会议，发表声明，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支持人民解放战争。当时香港的情况是复杂的，反动势力很猖狂。致公党在港澳的成员较多，社会联系也比较广泛，因此“我们把致公党的成员组织起来，给著名的民主人士站岗放哨，他们开会的时候，致公党成员在会场附近巡逻，暗中加以保护，使他们免遭反动派的暗害”。1949年春到年底，致公党在粤港地区积极、秘密地配合解放军南下，在保护工厂企业和人民财产等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有效维护了当地社会秩序，而由于当时斗争环境复杂，有些工作即使是在香港的致公党总部也并不具体掌握。
1949年9月17日， 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从美国经香港奔赴解放区的司徒美堂正好赶上了这次会议。会议批准各项草案文件，同时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根据变化了的新形势，会议又通过了扩大代表名额的决定，由原来的510名增加到662人。其中，中国致公党正式代表6人，候补代表1人，他们是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官文森、雷荣珂、严希纯。陈演生因留守香港总部不能赴京。候补代表1人因故滞留广东东江。而中国致公党元老司徒美堂则出于广泛联系侨胞的考虑作为华侨界代表出席会议。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中国致公党代表合影及在政协会议签名簿上的签名。左图由左至右分别为：雷荣珂、黄鼎臣、陈其尤、官文森、严希纯。
司徒美堂在人民政协筹备会上对国号发表了过真知灼见。当时一些代表考虑到以往的传统，提出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称后面加注“简称中华民国”的字样。司徒美堂站起来发言说：“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重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最近22年来更给蒋介石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都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又臭又坏的中华民国的烂招牌。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张军锋编著：《见证新中国的诞生》，江苏人民出版2010年版，第177页。]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9月24日，致公党的首席代表陈其尤在大会上发言，他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实在是适合今天中国人民迫切要求的一件大事，又是中国人民历史上空前的创举。”“我们的国家今后应以经济建设为第一，这是使我们全国人民真正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完全解放出来的保证。”《共同纲领》“它固然代表了各民主党派及各民主人士的共同要求，也代表了全中国人民的共同要求，也是百余年来我国无数志士仁人牺牲生命以追求的，它可说是我们现阶段的大宪章”。“本党因为历史关系，党员多为华侨，今后我们愿尽最大的努力推动侨胞，各尽所能来为新民主主义的祖国的建设而共同奋斗”。这是致公党领导人对新中国建设的真知灼见。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9月29日，政协主席团常务委员会的审查报告中指出：会上共收到提案14件，其中中国致公党提交的“维护海外华侨权益”的提案，是第一个以党派名义递交的提案。
中国致公党在第一届政协提交的“维护海外华侨权益”的提案，是第一个以党派名义递交的提案，开创了民主党派团体提案的先河。来源：《中国致公党历史文献和文史资料汇编》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宣告成立。陈其尤等致公党的代表以及致公党元老司徒美堂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同时也开启了中国致公党历史的崭新一页。

（冯雪彬：致公党中央党史和党务研究委员会委员 广东省委会宣传处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