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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获奖具有人类的进步意义


  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称莫言“用魔幻般的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为实现中国人的文学梦想,20世纪初鲁迅、沈从文先后都与“诺贝尔文学奖”这个奖项擦肩而过,足见其不易。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这是中国人民的骄傲。然而,胜利的不止是中国人,而是世界文学,而是全人类。

  莫言获奖的意义超出文学本身,它标明了人类的一个巨大进步
  莫言(1955年2月17日),原名管谟业,生于山东高密县,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转播学院兼职教授,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代表作有《红高粱》、《檀香刑》、《丰乳肥臀》等,其中《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有人说,这说明世界文学开始关注中国了,我认为这是世界文学终于有了全人类的意识了。莫言是为人类写作的作家,因此,他的作品得到了人类的广泛关注。没有中国文学的世界文学,是残缺的文学。现在,世界文学终于绕过种种障碍,趋近了完整。
  从二十世纪初到2012年10月,诺贝尔文学奖走了太多太长的弯路,终于由瘦硬走向了丰满。灵魂无国界、无种族、无政治偏见,这才是高贵的健康的灵魂。世界文学,是地球人大伙的事儿,抛开占人类总数五分之一的中国,那是不好办的。没有中国文学的世界文学,那只能叫西半球文学。莫言获奖,不仅是中国文学的进步,而是中国文学一直在很领先。它是世界文学的进步,诺贝尔从此真正成为世界文学的大奖。因而,它变得更高级了。如此巨变的根源在于,西方人认识世界的能力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

  中国终于拿到诺贝尔文学奖了,获奖者莫言,实至名归
  最近看了莫言的《檀香刑》,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有他的独到情结,一个男版的海的女儿的故事。一个失去表达的男孩对一个年长美丽、富于母性之美的女人的不可实现的又令人心碎的暗恋。而这种情结几乎贯穿了莫言在檀香刑之前的所有作品,在莫言的许多作品中都有着这样一个永恒的绝对女人,但莫言对女性始终是充满爱与尊重的,这点与某些男作家把女性作为性的对象完全不同,莫言对性的描写有着一种荡魂摄魄的力量。这类评价莫言的文章很多了,但是我读莫言文学作品,最震撼我的,是他的文字的色彩,一如前面写过的,阳光下的透明的红萝卜的色彩。
  我很早就悟到,文字是有色彩的。如果说哥德在《色彩论》,中说,他久久地注视着一位红衣女郎,但是当女郎起身离去时,她身后的白色墙壁上却留下了一片美丽的海水绿色。哥德把这种现象叫做“补色”。马蒂斯把补色原理运用到了极致,变成了“野兽派”那种大红大绿的不协调的色彩,汉金莲的红花与绿叶,椅子的黑色与地板的褐色,墙壁的紫绿相间的色彩,本来都是那么的剌眼,那么的高度不协调,可是在马蒂斯的画中,都用一种奇异的方式把它们组合起来了。
  莫言也是这样,他的《红高梁》系列,他的高密东北乡汇聚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和最纯粹的现实生活,作者的想象力在驰骋翱翔:荒涎不经的传说、具体的村镇生活、神话般的风云变幻,那片广阔的土地上神灵附体的男人和女人,他的世界总是那般浓丽得近于恐怖。他的文字色彩大概连马蒂斯也自叹弗如。我甚至想,张艺谋之所以改编《红高梁》,大概首先是被莫言文字中的色彩所吸引。
  而《蛙》的题材则有着高度的敏感性。计划生育在中国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但必然与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的生育权发生剧烈的冲突,莫言把两难困境写得千回百转,如同一幅工笔市井图画。以至于《蛙》荣获去年茅盾文学奖。
  康定斯基曾经说过:“试图在现代艺术中找到现实的常态形象,找到对物质世界的誊写是不可能的。”在当下的中国,似乎更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对比那些所谓的现实主义作品,莫言的神秘魔幻,残酷血腥,乃至由此而产生的“卑劣与美”,倒是真实的。……像这样的描述能够击中人的魂灵,莫言作品在语境中,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气息。在当时的评论中,都提到了小说的神秘色彩。这似乎也是莫言成功的奥密。

  莫言获世界的认同和关注,中国人重视诺贝尔文学奖是正常的心态
  全世界那么多人关注诺贝尔文学奖,肯定是有原因的。我觉得,从根子上说,中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这种关注代表了中国渴望在文化层面获得世界的认同和关注。
  一直以来,中国对西方文化是有很强大的关注和认同的,但是相比较而言,西方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关注非常少。在电影领域可能也就是张艺谋的电影有时会受到西方的关注,还有就是一些武侠片,会获得一些关注。
  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文化在随着时代大潮发生变革,在建构自己的文化自信心,并且希望通过诺贝尔文学奖的途径,来获得世界的认同。中国人这种心态是无可厚非的,是正常的心态。刻意表示淡漠诺贝尔文学奖反倒显得不正常,好像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中国人的开放和大气,就是要在一个平等的层面,和世界文化交流,得到相互尊重。诺贝尔文学相对来说,是最为客观和权威的一个文学奖,也是世界公认的影响力最大的奖项,尽管他也会有疏漏,也有偏颇,但总体上它是比之其他奖项还是公正客观的有权威性的。中国人、中国作家期待通过这个奖项与世界交流沟通,获得世界的承认,得到国际文化学文化界的肯定,我们认为这才是国际文化交流中的正常态度。

  文艺创作和历史文化密切相关,和时代变革密切相关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后,中国文学有了很强的反映现实的意识形态特征,这和当时的“救亡”的时代大背景有关。西方世界要理解鲁迅、张爱玲可能比较容易,但是,对于之后的中国文学可能就比较陌生。文革后,中国文学尽可能地在回归到文学本身。但是,原有的模式依然会延续。以现实主义历史叙事为基础,以乡土文学叙事为主导,以民族国家建构的自我想象为创作冲动的中国文学,可能是西方世界所难以深入而全面理解的。西方的文学是建立在浪漫主义的基础上的,探讨自我、人性及社会之间的内在关系。
  在今天,中西方文化需要对话。西方世界要理解中国文学,对中国文学做出客观判断是存在一定难度的,因为首先要意识到不同的历史文化差异。如果没有对差异的承认态度,就拿单一的标尺去比较中西方的文艺作品,那是有失偏颇的。过去,西方世界就一种标准――以莎士比亚以下的经典文学谱系为标准。
  而今日的文坛需要怎样的反思?中西方的作家都需要反思。西方从浪漫主义之后,西方社会的文学形式也走到了极致,面临枯竭,如J・巴斯说的“文学的枯竭”。这是他们需要反思的。中国作家也需要反思。但是,反思不是停留在集体的和笼统的层面。文艺创作有很强的个人性,要用作品说话。作家是在自己的每部作品的探索中进行个人的独到的反思,而非抽象的理论观点层面的反思。所有的反思都要凝聚为创新的作品。




(余平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