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与致公党恢复组织及历史转折的关系研究

摘 要：本文从历史角度出发，研究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与致公党的合作关系，探讨中共在致公党恢复组织和召开三大，实现历史转折，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参加新政协和建立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的影响和作用，探索致公党的历史使命和优良传统，以期对致公党坚持中共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提供历史依据和理论参考。

关键词：中共；致公党；恢复组织；历史转折；关系

导论

2017年是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致公党三大”）召开70周年，作为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框架下八个参政党一员，致公党三大的意义无疑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它成为中国致公党从旧民主主义政党转向新民主主义政党的标志性事件，是致公党恢复组织活动、成功转型、走上与中共团结合作、共同致力于完成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起点。致公党中央原主席黄鼎臣指出：“中国致公党之所以能够真正转变成为一个革命的政党，完全是因为有中央的影响和帮助。回顾致公党的历史，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廖承志、方方、许涤新、连贯等都对致公党的工作给了很大的帮助和指导。”“所以我常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致公党”。[ 黄鼎臣：《党的爱国统一战线永放光芒》，载于《致公通讯》，1991年第4期，第5页。]因此，回顾致公党三大前后的历史，重新梳理中共在致公党恢复组织活动和实现历史性转变的历史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从历史关系出发，有助于认识致公党的性质和历史使命
中国致公党是以归侨、侨眷中的中上层人士和其他有海外关系的代表性人士为主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这是对致公党性质的描述。它包含三层意思：第一，是成员构成，具有“侨”、“海”特色，第二，政党属性，属于政治联盟性质，准确来说是社会主义参政党，第三，政治纲领，就是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里解决了今天的中国致公党是怎样的党，要建设怎样的党这样一个基本认识问题。但是，今天的致公党如何从一个旧民主主义政党，演变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政党，再而转变为社会主义参政党，需要从历史演变历程寻找答案，才能更有助于认识今天的致公党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政党，又是怎样成为今天这个样子？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对今天的致公党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二、从政党关系出发，有助于夯实多党合作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作为社会主义参政党，今天的致公党一个根本的特点就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也是新民主主义政党、社会主义参政党的致公党与旧民主主义性质的致公党的根本不同之处。为什么要接受中共的领导，致公党又是如何走上接受中共领导的道路的，需要从历史中找到答案，只有从历史中寻找出答案，才能更好地认识今天的致公党，才能更好地认同致公党的政治纲领和奋斗目标，才能正确理解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而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夯实多党合作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三、厘清历史难点，有助于实践工作中避免一些认识误区
在实际工作中，由于致公党与洪门的历史渊源，以及致公党早期历史的复杂性，常常存在一些认识误区，误导了我们的视线，不利于我们贯彻正确的政治指导思想，这就需要从历史关系中认识当今的致公党，正确地认识今天的致公党与旧民主主义性质的致公党的根本不同，把今天的致公党与历史上的洪门区别开来，正确处理与当今世界各国洪门社团的关系，正确认识今天致公党与中共的关系，我们的“合作初心”又在哪里？我们要怎样寻找“合作初心”，才能更好地“继续携手前进”？

抗战时期中共与致公党的联系与合作

一、九・一八事变后致公党率先反对独裁、支持抗战得到了中共的认可
中共对致公党的认识和肯定，就目前的文献看，最早见于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把致公堂(党)列入中国“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之中，倡导与他们共同成立国防政府。当时的原文是致公堂，但是从历史上看，由于致公党二大后，仍然没有解决党堂不分的情况，因此可以说这里的致公堂也同时指致公党。致公党之所以受到中共的重视与肯定，基于致公党在“九・一八”事变后，致公党支持抗战的一系列表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致公党“二大”根据中国面临着民族存亡的严重威胁，以及国内人民和广大华侨日益增长的爱国情绪，提出并通过了以团结抗日、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为主要内容的政纲。致公党领导人陈炯明拒绝日本人的收买，坚持向日本帝国主义索回东北领土，并在《敬告国人书》中呼吁国人“齐集救国旗帜之下，共赴国难”。1931年9月29日，南北美洲致公党联合通电南京蒋介石、北京张学良、广州陈济棠，提出“废党治、开国会、挽民心、对日决战，本党誓为后盾”的声明。1931年10月10日，中国致公党驻古巴总支部在《大汉公报》上发表抗日宣言。中国致公党秘书长陈演生等人，积极组织和参与华侨抗日救国活动，奔赴海外各地，与致公党各总支、分支通力合作，致力于募捐筹饷。1931年底，陈演生、钟秀南等为东北抗日义勇军送去10万银圆，支持抗战。1932年3月27日致公党中央党部发布第二号通告，通报日军挑起的“一・二八”事变。1932年11月，海外洪门声援支持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以及总指挥兼淞沪警备司令蒋光鼐等人的抗日主张并劝募献金，1933年11日，“福建事变”后，致公党美洲总支部获悉后，于12月23日致电拥护，加拿大致公堂也致电表示拥护。“福建事变”后，蔡廷锴、杨虎城、冯玉祥和陶行知等爱国将领和民主人士避祸美国，得到司徒美堂、司徒俊葱及海外洪门的欢迎和保护......中国致公党在各国各地区的组织拥护祖国的抗日斗争的实际行动，表明致公党（堂）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支不可以忽视的力量，也是中共认可的原因。
二、卢沟桥事变后广大华侨及致公党全力支持抗日是中共支持致公党恢复组织的历史背景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达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华侨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美洲和东南亚华侨成为两支主要资助祖国抗战的群体，作为以美洲和东南亚华侨为主的致公党成了中共争取的对象。就美国华侨为例，陈匡民1950年在《美国华侨对于抗战之贡献》中称：美国华侨富有革命传统精神，对于祖国此一号召，全侨动员，竭尽忠诚，输财出力，支持抗战，造成捐款救国之空前纪录，此种伟大贡献，应宣传国史馆，使之与中华民国国史，同垂不朽也。美国幅员广阔，华侨分布星散，故欲将抗战八年来美国全境华侨捐款总数，作一正确之统计，甚属不易。但按诸事实，有一较合理之估计者，包括救国月捐、献金、公债、节约储蓄、航空捐，及各种运动捐款等，每人每年平均约捐款美金一百元，美国华侨总数十万人，每年捐款总额约一千万美元，约七成缴纳捐款者，抗战八年合计捐款总数达五千六百万美元。[ 致公党中央党务研究委员会编：《中国致公党历史文献和文史资料汇编1904-1949）》 ，2015年印，第22页]作为侨党的致公党，在美洲、东南亚等地都有分支机构，同时由于党堂并存的原因，致公堂（堂）在海外华侨中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卢沟桥事变后进行了一系列抗日救亡活动。譬如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司徒美堂与旅美进步人士共同发起成立“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1938年，中国致公党马来亚总支部负责人官文森等人发动马来亚惠州华侨出资组织“惠州救乡会”，积极募集人力、物力支援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并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组织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文森队回东江参加抗日救国工作。1940年6月14日，菲岛洪门分会在香港《大公报》上号召侨胞团结，集中一切力量，粉碎日伪挑拨离间阴谋。1942年，中国致公党菲律宾总支部负责人许志猛主持成立“洪门复兴委员会”，后来又进一步在当地组成“抗日锄奸义勇军”（简称“抗锄”），任总指挥，直接对日进行武装斗争。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为表彰司徒美堂、陈其尤、陈演生、钟秀南、伍觉天、余剑魂、郑天海等致公党人的贡献，为他们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三、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大力支持致公党的组织恢复工作
中共中央南方局，是中国共产党为适应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形势的发展和斗争需要，于1939年1月成立，派驻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的代表机构，是中共中央建立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前哨阵地，肩负着代表中共中央协调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大责任，同时也是领导南方各省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坚持抗战，争取中国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战斗堡垒。南方局以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6人为常委，由周恩来负责统战工作委员会。在周恩来等人领导下，南方局大力加强对国民党民主派、各民主党派、文化科技界、工商经济界、地方实力派和海外侨胞的统一战线工作，巩固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并为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的发生，一方面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丑恶面目，另一方面也加速了爱国民主人士及团体与国民党当局之间的离心，为中共争取爱国民主人士及团体的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致公党人也由此更加看清了中共和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不同表现，积极配合中共开展统战工作。1月8日，司徒美堂忧虑“国共分裂形势严重，祖国将有内战爆发之虞”，与爱国侨领阮本万、吕超然联名致电“重庆国民党总裁蒋中正、延安共产党主席毛泽东”，收到的毛泽东的回电，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关怀祖国、呼吁团结，敬佩不已”。1941年2月23日，《新华日报》出于“祖国近月政局大违侨胞热望”的局势，刊登文章《美洲十万洪门同志通电，吁请国共巩固团结，要求坚持抗战实现民主政治》，表示“我们向千百万侨胞们伸出热烈的友谊之手”。国共合作形势的恶化，促使了中共加快了争取民心、加强统战工作的步伐，特别是争取海外侨胞、致公党所联系的海外洪门对抗战统一战线的支持。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香港，在香港的中国致公党总部被迫停止活动，这对于各国各地区致公党（堂）组织抗日救亡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产生了不小影响。鉴于致公党在华侨中的影响和抗日的需要，中共南方局连贯、许涤新等同志抗战后期与在重庆的致公党中央干事会负责人陈其尤等人的交谈中，建议：中国致公党是华侨爱国力量的一个基础的组织，恢复致公党的组织活动，对华侨爱国活动具有一定的影响。 [ 《中国致公党简史（192-2009）》，中国致公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第19页。]
四、对于致公党组织的恢复，中共主要通过黄鼎臣、伍觉天等，做了陈其尤和司徒美堂两位领袖的工作
致公党和中共的正式接触，从目前史料来看，应该是1941年前后，也即抗日陷入僵持阶段之后。由于致公党一直活跃在海外，和中共在皖南事变之前鲜有联系，后来发生联系，具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甚至说有戏剧性。黄鼎臣(1901～1995)，是致公党恢复组织和实现转型的一个重要人物，更是致公党和中共发生联系、走上合作的一个关键性人物。黄鼎臣是广东海丰人，早年到日本留学学医，1927年在东京加人中国共产党。1928年夏由于参加反日运动被日本警视厅遣送回国。回国后的黄鼎臣立即参加“反日大同盟”上海分会工作，继续从事反日宣传活动。9月，国民党当局与法租界巡捕房勾结，逮捕了黄鼎臣。1932年底出狱，因联系人叛变，从此失去了与中共组织的联系(后于1956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出狱后的黄鼎臣先后在澳门、广州、桂林、昆明等地行医。黄鼎臣在澳门行医期间，就与同乡、致公党中央干事会负责人陈其尤建立联系，陈其尤以同乡之谊和老朋友关系给予黄鼎臣多方面支持，黄鼎臣也注意到致公党在海外力量雄厚，影响很大，而国民党当局又希望拉拢致公党为其所用，因此开始注意为中共做一些致公党方面的工作。1940年到重庆，除设立诊所挂牌行医外，还偶遇当年狱友、中共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报社秘书长，恢复与中共组织的联系，并由中共南方局聘为《新华日报》社的医药卫生顾问，作为为中共工作的公开身份，为报社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同志治病，其诊所也成为中共转藏书籍、文件以及和民主进步人士秘密开会地点。[ 《黄鼎臣纪念文集》，华文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179-184页。]因此黄鼎臣是一位与中共有密切联系的爱国进步人士。在重庆期间，黄鼎臣一个很大的贡献是利用他与陈其尤的老关系，在中共和致公党间牵线搭桥做了大量工作。
陈其尤(1892～1971年)，是最早参加致公党的元老之一，1926年2月，致公党的活动中心以“致公俱乐部”名义从旧金山移至香港开始推进党务事宜，陈其尤即为创办人之一。[ 陈昌福：《陈其尤、黄鼎臣与中国致公党组织的恢复及历史方向的根本转变》，载于《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40页。]1931年在香港召开的致公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致公党中央负责人之一。1933年陈炯明逝世后，实际上是主持致公党中央工作人物之一。抗战期间，陈其尤曾分别在重庆、广东、香港等地支持和参加抗战工作，并与中共和民主进步人士有过交往，对国共两党都有较深刻的认识。陈其尤原来的政治立场是拥蒋。他和蒋介石早年在北伐战争前的粤军中相识，私交不错，曾以蒋介石私人代表身份驻立香港。但陈其尤在长期的民主革命活动中．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又颇多不满。并因揭发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从军火生意中获取大量回扣，大发“国难财”而触怒蒋介石，被囚禁在息烽集中营。1941年被移解到重庆改为软禁，只允许在市区范围内行动。被软禁的陈其尤在重庆偶然碰到了在重庆挂牌行医的黄鼎臣，并通过黄鼎臣与中国共产党有了接触。在与黄鼎臣及中共《新华日报》徐迈进等人士的接触过程中，陈其尤对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逐渐有了认识，思想上产生了新的飞跃。这对于后来致公党组织的恢复和历史性转折，以及参加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起了决定性作用。
1942年3月，司徒美堂从美国转辗抵达重庆。蒋介石竭尽全力拉拢司徒美堂，中国共产党也在积极争取他。为配合中共工作，黄鼎臣建议陈其尤以致公党中央干事会负责人名义，主动与司徒美堂接触，使司徒美堂对国内情况有了了解，同时双方对发挥致公党在抗战中侨党作用、恢复致公党组织活动达成共识。同时，中共也通过黄鼎臣建立了与司徒美堂的联系，1942年在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也是中央南方局的所在地），周恩来邀请司徒美堂出席茶话会，向司徒美堂详细讲述了国民党在皖南进攻新四军的经过。司徒美堂返美后，广为宣传中共坚持敌后抗战的艰苦斗争，动员组织广大华侨以各种方式支持祖国的抗日战争。
抗战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指示黄鼎臣加强与陈其尤在政治上的联系。因此，黄鼎臣向陈其尤建议，中国致公党应该利用海外关系和影响在华侨中多做些工作，以便为祖国战后的和平民主建设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经过黄鼎臣的一番工作，饱经蒋介石折磨摧残的陈其尤，对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致公党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如何发展等问题，这时已有了一个大概的设想。
中共对致公党恢复组织的支持还表现在动员伍觉天（1910-2007）参加恢复致公党活动的工作，在司徒美堂和陈其尤等人达成恢复致公党组织活动的背景下，中共南方局许涤新同志与伍觉天进行了一次长谈：“许涤新分析了我的亲身经历后，说明了致公党恢复组织活动后需要一些人参加工作，以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遭理。许涤新还说，黄鼎臣也决意参加致公党的工作了，并说中共各地组织会给予致公党具体帮助，这些话，给了我信心和决心。”[ 伍觉天：《从事致公党工作46年》，载于《中国致公党历史文献和文史资料汇编（1904-1949）》，致公党中央党务研究委员会 2015年编，第72页。]1945年5月，中共代表董必武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会议，中国致公党美洲总支部负责人司徒俊葱等人招待董必武一行，并发动洪门人士做好董必武的保卫工作。当时海外华侨对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很了解，加以被敌对势力恶意渲染，有许误解。6月11日，与董必武相识不久的司徒俊葱就大胆作出决定：利用致公党在海外的社会基础和在侨胞中的广泛影响，与宪政党联合举办演讲会，请董必武作“中国共产党之基本政策”的主题演讲。这进一步加强了致公党和中共的关系。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致公党的指导和帮助

一、抗战胜利后中共对致公党正式恢复组织活动的指导
抗战胜利后，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今后应该建成一个怎么样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国共两党的斗争非常尖锐。同时，经受八年抗战锤炼的为爱国民主事业奋斗的各党派各民主人士，普遍要求在新的政治格局中，参与国家民主化的建设。他们在重庆、上海、广州先后创建或组建一些新的民主政党，积极开展各种政治活动。希望通过和平道路实现中国的政治改革，把中国逐步建成为一个民主政治国家。
针对1945年前后原有的民主政党改组和发展，新的民主政党纷纷成立的状况，中国致公党中央原一些领导人也在酝酿恢复致公党组织。另外一些自致公党“一大”存堂建党以来，依然在党内留存的洪门山堂则以洪门组织为基础也在筹建新的政党。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司徒美堂的1945年和1946年的两次组党活动，不过都因为缺乏正确的政治指导或者因为国民党当局的干扰、把持而失败。而在抗战期间就为致公党恢复组织活动而努力的陈其尤以及黄鼎臣等一些民主进步人士，则在中共的指导和帮助下，正式开始恢复致公党的活动。
1946年，陈其尤、黄鼎臣、伍觉天等人从重庆到香港后，与坚持在香港工作的原致公党领导和有影响的老党员陈演生、严锡煊、钟杰臣等汇合着手恢复组织工作，并且取得了成功，也为致公党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和出路，避免致公党为国民党当局所利用、成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党，也避免继续成为党堂不分、缺乏现代政党理念和框架的社团组织。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对致公党恢复组织的指导和帮助非常重要。
第一、身处致公党原领导层的陈其尤等人，在恢复致公党组织活动过程中深受中共的影响，得到中共的指导和帮助，这对于他们发挥组织上的便利和优势，恢复党的活动有着重要作用。陈其尤自陈炯明去世后，主持中央干事会的工作，抗战期间在黄鼎臣的协调下与中共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这是致公党恢复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在重庆期间，陈其尤等人也逐步看清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反动本质。“在中共同志的启发帮助下，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把中国引上光明的道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有真正的民主，中国的振兴才有希望，海外华侨才会有强大的靠山”。因此，“要建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就必须斗争”，“决定恢复致公党的活动。以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这个组织发动海外侨胞特别是洪门人士支持、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 黄鼎臣：《新政协的丰功伟绩将永远载于史册》，载于《中国致公党历史文献和文史资料汇编（1904-1949）》致公党中央党务研究委员会 2015年编，第64页。]而一直留在香港的陈演生（1875-1952），是致公党恢复组织的一个关键性人物，是支持和帮助陈其尤开展组织恢复工作的重要人物。陈演生也是广东海丰人，1925年致公党成立后便参与致公党的工作，特别是致公党总部迁香港后，担任致公党中央秘书长，陈炯明去世后，负责与各国各地致公党组织的联系工作，并通过海外致公党组织发动华侨积极支持国内一切抗日救亡运动，为致公党党务工作和祖国抗日呕心沥血。香港沦陷后，致公党中央干事会无法进行正常工作，但陈演生仍将致公党中央总部的档案材料完整地保存下来，并和许多致公党的海外组织保持联系，继续动员各地致公党组织和党员为祖国的抗日战争作出贡献。陈演生坚持党务联系工作为致公党恢复组织活动的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同时，香港沦陷前后陈演生曾协助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脱离香港或隐蔽。香港沦陷后，又多次为东江纵队输送物资和药品。因此，陈演生同样是一位与中共交往过密的进步人士，这为保持致公党领导层的团结，共同恢复组织，加强与中共等民主力量的联系和合作提供了思想基础。
伍觉天1946年也到达香港参加致公党恢复组织的工作，与中共南方局的柯正平、连贯、许涤新等同志加强了联系，特别是连贯与伍觉天的面唔和指导，对伍觉天“有着极大影响”，使他充满热情去参加致公党中央工作”。这一时期，在香港，除了致公党，还有民革、民盟、农工等党派先后到达香港开展活动。为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民主党派的团结工作。为密切与中国致公党的合作关系，中国共产党明确地指示由黄鼎臣联系中国致公党。
第二，中共在致公党恢复组织的过程中，排除干扰，保持清醒头脑，起到重要作用。恢复致公党组织的活动并不是一帆风顺，国民党在广东的挺进队曾派人到香港对陈其尤进行拉拢。因陈其尤不予理睬，他们在《华商报》上发布了一个纯属子虚乌有的“中国致公党华南总支部”的消息，混淆视听，妄图取代以陈其尤为首的恢复致公党组织的工作。这个阴谋不仅没有得逞，反倒促进了陈其尤同志恢复致公党组织的工作进程。陈其尤等为防止再次受欺骗受摧残，向中国共产党伸出了求助之手。1946 年 4 月下旬，陈其尤写信把上述情况详细告诉了在广州的黄鼎臣，并邀请黄立即来香港。黄鼎臣经请求中共党组织后赴港并应邀参加致公党中央干事会会议。在会上，黄鼎臣详细介绍刚结束不久的政治协商会议、国共两党关系和抗战胜利后的时局。指出中国历史的转折关头，中国致公党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搏斗中，中间党派没有中立余地。黄鼎臣建议中国致公党应当参加中共领导的民主革命。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央干事会成员的赞同。会后，黄鼎臣由陈其尤介绍加入了中国致公党，并积极参加恢复致公党组织工作。1946 年 5 月，黄鼎臣为筹备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体代表大会奔波于广州和香港之间。他在中国共产党华南分局连贯、许涤新等具体指导下，为团结广大海外华侨，促进中国致公党的改组做了大量的工作。
第三，在恢复组织过程中，致公党总部发表的一系列国是主张，与中共争取民主和平的斗争密不可分。1946年5月致公党正式恢复组织活动后，至1947年4月，致公党总部先后发表《致公党组织概况》《对时局意见》《对时局宣言》等文件，表明致公党的政治纲领和国是主张，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伪国大”、发动内战，批判美国对华错误政策，呼吁表示愿同其他爱国党派携手，为实现和平建设新中国而共同努力。致公党对国是问题的主张和态度，对美蒋是个重大冲击，对中共是一有力支持，也扩大了致公党在国内外的影响。在起草文件的过程中，中共也给予了极大帮助。1947 年致公党第一个对外文件是致电杜鲁门抗议美国援助蒋介石进行内战。致公党内虽然有较高英文水平的人，但没有写这类文件的经验。只好由伍觉天请连贯同志介绍《华商报》的萨空了同志帮忙起草。以后还有个别比较重要的公开文件的起草工作，也得到《华商报》同志的帮忙。
二、中共对致公党三大召开的指导与帮助
1947年2月，致公党恢复组织的工作基本完成，并在中共的指导下，为召开“三大”做好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于2月10日发出召开三大的通告（复字第四号）。5月初，致公党在香港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讨论修改了致公党的《政纲》和《党章》，发表了《宣言》、《告海外侨胞书》和《致杜鲁门总统文》。会议一致决议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并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组织上的改组，基本上结束了此前党堂不分、党堂并存的格局，实现了党堂在组织上的分离，也使致公党成为一个具有健全政治纲领和组织架构的现代政党。在三大召开的过程中，也得到中共的指导和帮助。据黄鼎臣回忆：“会场就在香港跑马地。是在严锡煊的家里。严的家当时是致公党的办事处，门口挂了个四方形的铜制牌子，上书：中国致公党。会是在楼上开的。(中共南方局的)连贯同志........关怀并指导了会议。李济深也出席了‘三大’”。
致公党三大最具分量的一份文件是《政纲》，全面反映了致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政治主张和要求，也是致公党从旧民主主义转向新民主主义的一个标志性文件。《政纲》强调致公党“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自由而奋斗。”国家主权属于全体人民，任何个人、任何党派所不得而私。反对个人独裁和一党专政，必须在普选的条件下，融合各党各派建立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建立联合政府，是致公党三大与二大的根本区别，致公党二大提出的是建立“联治政府”，也即鼓吹陈炯明所倡导的“联省自治”，建立类似美国的“联邦政府”，这无疑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三大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与中共的目标一致。1945年中共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并完整地制定了现阶段的具体纲领和政策，提出了“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斗争口号。 因此可以看出，《政纲》在总的指导思想上已经和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高度契合。值得注意的是，《政纲》中的土地政策，原先的提法是：“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后来听取了中共南方局连贯同志意见后，才改定为“耕者有其田”。据伍觉天1994年在《从事致公党工作46年》回忆：连贯同志“对致公党这次会议帮助很大，特别指出‘致公党是与华侨有紧密联系的，在当前的战斗任务应该是切合中国人民的利益的’。‘致公党是第一个在香港公开活动的民主政党，一举一动都是有一定的影响，因此一切的公开文件都要慎言，不然就会受到损失’”。连贯同志对致公党“三大”章程草稿中写着“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提法认为“应该慎重考虑。华侨地主原来很少。抗日期间侨汇不通，许多侨眷生活艰苦，为饥饿所迫，四处流亡，死人甚多。抗战胜利后。许多华侨用侨汇购买了一些土地，但不是以剥削农民所得为生活来源。他们有的并没有收地租。对这些土地，也同样收归农民的，但对待华侨地主与对待其他地主会不一样的，其具体提法，当另作规定”。因此，连贯提议，在致公党文件中还是写成“耕者有其田”为宜，才不会引起华侨误会，才有利于团结，在其他地方都要根据华侨的特点来写，不要有有损华侨情谊的提法。
三大通过的新党章是另外一份重要文件，也与中共的指导密不可分。1946年冬，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组建了以任洪为主任委员的致公党广州支部。支部成立不久后，承担了为恢复致公党组织而起草新党章的任务，以及负责致公党“三大”文件印刷及筹备“三大”的后勤工作。新党章的起草工作在中山大学政治系教授雷荣珂指导下进行，由该系致公党员阮耀民执笔。新党章起草过程中，通过中山大学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吸取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及其他一些民主党派的章程的精神，最后由黄鼎臣、伍觉天审阅定稿。
三大发表《政纲》等一系列文件，解决了致公党的革命对象、任务、性质等重大问题，使致公党成为一个新型的现代政党。除此之外，为进一步发动致公党成员和海外侨胞投入国内的革命斗争，大会决定出版《公论》作为致公党中央机关刊物，以发表致公党中央对时局的评论及政治主张。大会还在组织上进行改组，决定改总理制为委员会制，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相当于后来的中央常务委员会)。执委会正式委员19人，候补委员6人。由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雷荣珂、钟沃梅、肖重光、严锡煊、韩毓辉和伍觉天等9人组成中央常务委员会，大会推选李济深为主席，陈其尤为副主席，主持中央党部日常工作。因此，三大在组织上不只是吸取了一批非洪门人士入党，而且还选举他们进入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这使致公党从上到下，都有了新的血液，使领导机构比较健全而有活力，这是致公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些新鲜“血液”中，不少都是在中共的帮助和介绍下，参加致公党工作的。三大使致公党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政党获得了新生，历史方向发生根本的转折，开创了致公党历史上的新纪元。“从此，本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本党继承了先烈的优良革命传统，在新的形势下又注进了新血液，为拥护中共中央的五一号召，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为祖国的富强独立而努力不懈！”[ 陈其尤：《伟大变化的十年间》，载于《中国致公党》，1981年2月出版，第19页。]陈其尤同志在1957年《伟大变化的十年间》，对三大作了一个精辟的评价。
三、致公党三大后自觉接受中共的领导
致公党三大召开后，积极联合中共和各民主党派，推进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陈其尤在《公论》上撰写《中国致公党之历史及其现在使命》，介绍致公党的历史使命和政治纲领，并呼吁：“允宜开诚布公，邀请民主各党派以及各阶层代表共商大计，仍走协商路线，尤当正视现实，特别尊重中共地位，大家携手，在民众监督之下，组织联合政府”。同时，致公党同在香港的其他民主政党加强团结合作，以各种方式支援国统区人民的革命斗争。致公党中央还动员和组织在港成员为在港的民主党派人士举行联合集会、座谈会、碰头会等做了不少会务和警卫工作。对于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致公党也积极作出反应，发表谈话和见解，阐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1947年7月，国民党当局为了加紧消灭共产党，欺骗全国人民，提出“勘乱建国”的决策，通过蒋介石提出的《厉行全国总动员以勘平共匪，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方针案》。为此，中国致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8月19日发表了为《反对国民党政府“总动员法”告全体党员》，坚决反对“总动员法”。上述斗争，致公党对中共在国统区开展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也表明，致公党和中共在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越来越趋同。
1947年下半年，解放战争发生了实质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以人民解放军总部名义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以及联合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各界同胞，“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1948年4月30日，针对当时全国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发布了由毛泽东起草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发出后，汇集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中共密切联系，准备迎接新政协的召开。致公党也和中共华南局的方方、饶彰风、许涤新、连贯等同志保持密切的接触，他们给了致公党宝贵的支持和帮助。1948年5月5日，陈其尤与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郭沫若等人，从香港联名向国内各报馆、各团体及全国同胞发出《各民主党派为召开新政协致海内外电》和《各民主党派为召开新政协致中国共产党》，响应中共“五一口号”，拥护召开新政协。6月9日中国致公党单独在《华商报》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宣言》，指出：“我们应该认识中共这个政治立场和态度是代表全国各革命阶级和一切爱国的民主阶层的。它与本党一向对国是的主张和奋斗目标也相符合”。“特为郑重宣言，完全同意中共‘五一’口号，忠诚地和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侨胞共同担负起这个伟大历史时期的现阶段革命的神圣的任务，使新政治协商会议早日召开，实现人民代表大会的召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新中国!”宣言还特别强调“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这一“宣言”是中国致公党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标志。
致公党元老司徒美堂在中共的影响和陈其尤等人的协助下，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号召广大洪门人士、侨胞支持陈其尤领导的中国致公党及支持解放战争。司徒美堂抗战结束后回到祖国，与中共进行了频繁接触，于1947年7月发表声明退出被国民党操纵的“中国洪门民治党”，并认识到“中间道路”走不通，在陈其尤等人协助下，于1948年8月在香港发表支持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国是主张。同年10月23日，司徒美堂离港返美前夕，中共华南局连贯同志设宴为其饯行，席间，司徒美堂即席亲书“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衷诚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向“出斯民于水火”的毛润之先生致敬，郑重表示：“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原信签字盖章，认真严肃。10月30日，司徒美堂抵达美国后，又根据事先与陈其尤等领导人的约定，在香港各报上发表了他在10月18日签署的另一份声明：《司徒美堂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声明》，明确表示“今中共及各民主党派所号召以四大家族除外之新政治协商会议，进而组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余认为乃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唯一良好方法，表示热诚拥护，并愿以八十有二之高龄，为中国解放而努力”。在《声明》中，司徒美堂以洪门老人身份呼吁洪门兄弟声援陈其尤等人继续组织的中国致公党，并认定“中国致公党之民主工作，乃洪门兄弟之良好楷模，必须团结并进，以争取中国革命之彻底成功”。司徒美堂返回美国后，广泛宣传祖国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号召旅美华侨全力支持解放战争，并将美洲的“中国洪门致公党”改组为“中国致公党”。司徒美堂对陈其尤所领导的中国致公党的支持对中国致公党恢复组织后获得海内外侨胞的广泛支持、进一步巩固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地位起到重要作用，在这中间，中共的协调和帮助不容忽视，可以说，在中共的领导旗帜下，中国致公党主要领导基本实现了政治上的团结。
致公党响应五一号召的同时，积极参与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斗争。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所谓“行宪国民大会”。致公党在《公论》发表声明指出：“行宪国大”是丑态百出的“怪剧”，“号召本党海内外党员与亲爱同胞们，认清当前事实．为国族前途而作彻底反美反蒋反封建政权之奋斗”。致公党驻马来西亚总支部也在《为否认及声讨蒋介石伪总统告华侨书》中揭露蒋介石假借民意，实际上“使他自己成了实质的至高无上的皇帝”，“蒋介石独夫的罪恶，纵令罄南山之竹，亦难写其万一”，“全南洋的华侨以及祖国同胞，为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实现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应该一致起来打倒蒋介石独夫的卖国政府”。致公党在国内进行和平民主运动的同时，还十分注意争取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上述事件表明，致公党在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争取民主的斗争中，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致公党积极配合中共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斗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进行着不懈的努力，这也为日后致公党成为新中国参政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中共支持致公党参加新政协，参与建立新政权
1948年底到1949年初，中共在军事上取得了“三大战役”的胜利，推翻国民党政权胜利在望，召开新政协、建立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的号召也逐渐变成现实。致公党也在中共的支持和帮助下，积极参与新政协的工作，积极为新政权的建立而努力。
1948年8月至1949年3月，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民主人士先后分批在中共中央派往香港的钱之光和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等周密安排与护送下，陆续进入解放区，受到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著名民主人士齐集解放区，使得蒋介石政权在政治上陷入空前孤立，也为新政协的召开打下了重要基础。
应中共中央邀请，致公党负责人陈其尤与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母子(周海婴)、沙千里、宦乡、曹孟居等民主人士。由连贯陪同，被安排在第二批北上，10月底由香港出发，经丹东去哈尔滨。致公党的另一位领导人黄鼎臣也在中共华南局的安排下于1949年3月20日和其他民主人士搭乘英轮“宝通号”北上，27日到达天津转去北平。1949年1月20日，毛泽东致信致公党元老司徒美堂，邀请他回国参加新政协。当时已是83岁高龄的司徒美堂因远在美国，虽较迟才接到此函，但毅然拒绝孔祥熙等人的劝阻，即刻启程离开了侨居近70年的美国，于1949年8月13日抵达香港。由于半年前，李济深、郭沫若、蔡廷锴、陈其尤等人的突然秘密离港，那些监视他们的港英当局和国民党特务竞无所觉，这次司徒美堂来港，国民党人员加紧戒备，气氛就非常紧张。在中共华南局的帮助下，司徒美堂摆脱国民党特务的跟踪，搭乘太古公司的岳阳轮经台湾海峡，于9月4日抵达北平，与先期到达的致公党代表陈其尤、黄鼎臣等一道参加人民政协，共商建国大计。
陈其尤到达沈阳后，于1948年12月19日致电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代表致公党全体党员向中共中央致敬，并表示要为实现新民主主义，建设新中国而努力。1949年元旦，毛泽东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辞。1月6日致公党发表了《最近对时局之声明》，拥护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主张．要求蒋介石政府彻底解除一切武装，无条件投降。1月14日，针对蒋介石的求和声明的《新年文告》，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宣告中共和谈的八项条件。1月22日致公党领导人陈其尤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著名民主人士等55人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明确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他们认为“革命’必须贯彻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可能。“人民民主阵营之内，绝无反动派立足之余地。亦绝对不容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从此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一致正式地、明确地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彻底抛弃了所谓的中间路线，在中共领导下，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奋斗努力。[ 陈昌福：《陈其尤、黄鼎臣与中国致公党组织的恢复及历史方向的根本转变》，载于《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48页。]1月28日，致公党再次发表《拥护毛泽东时局声明》。声明指出：国民党政府“明知大势已去，假倡和平，冀收拾余孽，为卷土重来之计”；毛泽东关于对时局的声明，“指斥南京反动政府和平阴谋，同时提出民主和平八个条件，词严义正。实为全国人民最低要求。”“兹幸中共领导人民革命，已近全面胜利，甚望彻底肃清反动残余势力，使中国得到真正和平民主”，“本党代表海外数十万华侨，伫望祖国和平统一、独立富强，自当同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到底，并盼国民党统治区内各界同胞一致主张为幸”。
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北京）召开，新政协的召开和新中国的建立进入实操阶段。在筹备会常委会领导下成立6个小组，分别进行以下工作：第一组，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和名单；第二组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第三组起草共同纲领；第四组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第五组起草大会宣言；第六组拟定国旗、国徽及国歌方案。经过协商，确定致公党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代表是4人：陈其尤、黄鼎臣、官文森、雷荣珂。陈其尤参加筹备会第一和第四组工作，黄鼎臣参加第三和第五组工作，雷荣珂参加第二组。此外，据黄鼎臣回忆，致公党的代表还有幸参加国旗、国徽方案的审查选定工作。[ 黄鼎臣：《新政协的丰功伟绩将永远载于史册》，载于《黄鼎臣纪念文集》，华文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第274页。]
在参加新政协的过程中，也发生过一些误解，幸而得到中共的帮助才得以消除。还在酝酿成立筹委会过程中，就有代表曾直截了当地对致公党负责人陈其尤说：“致公党没有资格参加新政协。你(指陈其尤)以个人身份参加，我们表示欢迎”。这一说法反映了一部分人对致公党缺乏了解乃至于误解。周恩来同志非常重视致公党参加新政协的问题，由于周恩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时间比较长，对各党派民主人士的情况比较熟悉，并同他们有密切的交往，因此，他亲自过问并列举了致公党为中国革命所作的贡献，从而使这一问题很快就获得解决。他最后归结说：“致公党响应新政协最早，我们主张列入筹委会”。[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第767页。]周恩来的意见为绝大多数同志所接受。致公党能够走向革命，成为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中八个民主党派之一，是与周恩来的支持帮助分不开的。周恩来的意见，对于巩固致公党在新政协乃至新政权的地位至为重要，他在人事安排过程中，也注意照顾到华侨与致公党的代表人物。周恩来的意见也代表着中共对致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公正评价。这一评价中也蕴含着不少鲜为人知的史料。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共华南局领导下，致公党在港、穗地区着重于会党工作，据黄鼎臣回忆，抗战胜利后，在香港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经常举行会议，发表声明，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支持人民解放战争。当时香港的情况是复杂的，反动势力很猖狂。致公党在港澳的成员较多，社会联系也比较广泛，因此“我们把致公党的成员组织起来，给著名的民主人士站岗放哨，他们开会的时候，致公党成员在会场附近巡逻，暗中加以保护，使他们免遭反动派的暗害”。1949年底，致公党在粤港地区积极、秘密地配合解放军南下，有效维护了当地社会秩序，在保护工厂企业和人民财产等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而有些即使是在香港的致公党总部也并不掌握。
1949年9月17日， 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从美国经香港奔赴解放区的司徒美堂正好赶上了这次会议。会议批准各项草案文件，同时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根据变化了的新形势，会议又通过了扩大代表名额的决定，由原来的510名增加到662人。其中，中国致公党正式代表6人，候补代表1人，他们是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官文森、雷荣珂、严希纯。陈演生因留守香港总部不能赴京。候补代表1人因故滞留广东东江。而中国致公党元老司徒美堂则出于广泛联系侨胞的考虑作为华侨界代表出席会议。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9月24日，致公党的首席代表陈其尤在大会上发言，他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实在是适合今天中国人民迫切要求的一件大事，又是中国人民历史上空前的创举。”“我们的国家今后应以经济建设为第一，这是使我们全国人民真正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完全解放出来的保证。”这是致公党领导人对新中国建设的真知灼见。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9月29日，政协主席团常务委员会的审查报告中指出：会上共收到提案14件，其中中国致公党提交的“维护海外华侨权益”的提案，是第一个以党派名义递交的提案。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宣告成立。陈其尤等致公党的代表以及致公党元老司徒美堂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

结语

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研究中共和致公党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今天的中国致公党，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排除干扰，走出了自身发展的困境，恢复了组织和实现了历史转折，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也使自身获得了在新中国政治发展道路上的一席之地，成就了今天的八大社会主义参政党之一。因此，可以这样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就没有今天的中国致公党。
研究中共与致公党的历史关系，我们可以看出，中共对致公党的组织恢复和历史转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抗战时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卓有成效的工作，促使了致公党领导人政治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也开始酝酿恢复组织工作，并积极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战争初期，面对致公党何去何从的选择，中共积极支持致公党恢复组织，排除干扰，召开三大，实现了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而奋斗的道路，奠定了今日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政治基础，成为致公党实现历史转折的里程碑。中共“五一”口号发布后，致公党自觉接受中共的领导，全身心投入到推翻国民党政权、召开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事业中，也在斗争中和中共建立了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而中共对致公党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参加新政协和新政权给予了巨大的帮助，是致公党成为新中国八大民主党派的决定因素。因此可以说，中国致公党只有在中共的领导下，才获得了新生。
研究中共与致公党的历史关系，我们可以看出，接受中共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也是致公党人自觉而明智选择。新民主主义性质的致公党与之前的致公党组织，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参加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纵观致公党的发展历史，作为华侨政党的致公党，由于成员大多身在海外，由于华侨自身的局限性，对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缺乏了解，更重要的是缺乏参加国内政治活动的经验，因此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形势判断上难免有局限性。但致公党“一向以实行民族革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为职志”，致公党总部在迁回香港后，通过亲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特别是在抗战后期以后，面对国共两党在救国主张和行动上不同的表现，在中共的影响下，逐渐找到了自身发展和救国的正确道路，并且审时度势，适应历史潮流，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找到了领导力量，使华侨政党成为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参与者、亲历者和见证者。可以这样说，解放战争初期恢复组织活动，召开三大后，致公党的面貌焕然一新。
研究中共与致公党的历史关系，我们可以看出，中共和致公党的关系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逐渐了解、相互认同、达成共识和密切合作的过程。抗日战争时期，致公党是最早扛起抗日大旗的党派之一，致公党抗日的一系列表现，有力地配合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特别是皖南事变后，致公党领导人的表现对于中共争取避免国共合作失败的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双方真心抗日救国的共识和行动为彼此的合作奠定了最根本的基础。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指导和帮助致公党恢复组织、召开三大，致公党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有力地配合了中共在国统区及海外的统战工作，为中共推翻国民党政权的第二条战线取得胜利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对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对于召开新政协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都是有力的配合。因此，致公党“始终与祖国共命运、同发展，始终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肝胆相照”。因此，可以说，致公党与中共的团结合作是既是致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共统战工作的优良传统。因此，作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下的成员，面对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艰巨任务，必须谨记“不忘合作初心”，才能“继续携手前进”。


（冯雪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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