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贞爱国备受严峻考验――归侨作家黄方生的传奇经历

　　我和归侨黄方生同志1951年在联合报、1952年在广州日报的同事，那时他给我的印象是热情纯正、安份守纪、勤恳工作的青年。最近读了他的《风雨过后夕阳红――我的海内外八十春秋》，我没法想像他接二连三遭遇那么多灾难，这样难得的好人却被打成“右派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做了监狱囚犯。另一方面，也大为惊奇：他经历那么多的伤害、挫折，最后终于成为中国共产党员、中国华侨文学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画家协会会员、广东作家协会会员。正如广东省梁灵光省长在充分肯定他经受考验和取得成绩后说：“方生君……可谓夕阳璀璨，大器晚成。”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侨居沙捞越古晋的黄方生和一批爱国青年制作了十多面五星红旗，于1950年元旦在沙捞越古晋华侨商店门前悬挂。英国殖民者派出大批警察，强迫华侨降下五星红旗。黄方生十分气愤，爬上二楼，把商店门口的五星红旗插到更高的地方，让它更显眼壮观。第二天，古晋的华文报《中华公报》报道了这一消息，轰动了整个沙捞越。在这前后，他还进行爱国活动，并在报纸上抨击当局，这就更加触怒了殖民者，把他列为“共产分子”。为了安全，黄在友人的帮助下，他逃离沙捞越。才过几天，他在古晋工作过的商店、学校以及有来往的亲戚，均被警察搜查。幸而这时，他几经曲折，到达印度尼西亚，并在中国大使馆帮助下，于1951年9月返回祖国。由于得到原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的推荐，很快在同年10月走上了工作岗位。
　　1956年夏秋间，黄方生同志调到原广州市计划委员会。次年春，他新婚不久，响应党号召大鸣大放，帮助整风。黄方生参加了座谈会，并写了大字报，又在黑板报上采用一些鸣放稿件。怎知不久就转入“反右斗争”。经过不知多次的批斗，黄方生被宣布为“右派分子”，并下放农场“劳动改造”。因劳动表现尚好，农场把他从生产队调到作业区的钣堂当小头头。靠同伴相助，膳食明显改善，还扭转长期亏损局面，受到普遍好评。不料到了“新三反动动”，农场开展反贪污，黄方生成了重点对象，要“撕开贪污分子黄方生的假面具”。大会轰，小会压，无休止的逼供、怒吓。由于贪污定罪要有真凭实据，不像定“右派”那样可以无限上纲，一时定不了罪名，只好把他调离饭堂，继续审查。这引起黄无限感慨：“两三年前把我打成右派分子，而今又要把贪污分子的帽子强加在我头上，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行打击、迫害。非把我置之死地不可，为什么天下之大，却无我容身之地啊？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我黄某的人生道路真难行啊！”
　　当时，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是“摘帽”。黄方生等待了很久没有动静，回本单位询问，人事部门答复：“你现在不是右派，已经改过来了。”黄又问：“以前公开宣布是右派，还开除了团籍，什么时候不作右派处理，最后结论怎样？为什么没有正式通知本人？”答复说：“事情过去了，团籍也超龄了，以后不把你当右派就是了。”直到上世纪80年代落实政策时，黄才知道原单位在他的档案里把“右派分子”改为“中右分子”，并加上“不得重用”的紧箍咒。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黄方生也被卷了进去。由于当上某派群众组织的小头头，到了1968年清理阶段队伍时，被诬为“坏头头”。除批斗认罪、游街示众、关进牛栏、强行抄家、受尽屈辱外，还被罗织罪名，说他是“现行反革命”。没有经过审判，却在1968年国庆前夕押进监狱。1969年春节前夕被释放出狱，然后被押送到一间“干校”的“监护室”，加以“软禁”。同年秋天，被宣布“解放”，说是“宽大处理，记过一次”。黄方生不服气，但又无可奈何！后来，被调到广州第五染织厂工作。这时出现了海外华侨华人回乡探亲和内地同胞出国出境高潮，黄方生的大姐也从沙捞越回国探亲得知弟弟的种种遭遇，便表示要帮助他出国，迁居沙捞越。黄说：“过去那些事，不是祖国的错，祖国也是受害不浅。一定会有水落石出的日子，我要叶落归根，做一些有益于祖国的事情，生为中国人，死做中国鬼。”姐姐被感动了，流下热泪。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黄方生同志过去的全部冤假错案纪录被付之一炬，还补办了退团手续。1984年，他参加了中国致公党，同年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上调到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工作。由于经常接触华侨华人，他开始进行以华侨为题材的业余写作，在海内外发表《绵绵故乡情――美籍华人结伴寻亲散记》、《风云人物靳羽西》等不少通讯、专访等。两年后，被调到中国致公党广州市委会，行政职级一再破格提升，过去被内定为“不得重用”的干部，这时可谓“仕途得意”。1991年退休后，继续笔耕，先后出版了几本文集。在获得梁灵光夫人朱含章的支持下，2008年出版长篇人物传记《归侨省长梁灵光》，被列为广东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重点出版物，并获得第九届中国世纪大采风活动著作金奖。同时还编写了《归侨恒发公家谱》，受到族人赞扬。这些年来发表的一些文学、书法作品，也曾获得全国性金奖，被授予“全国百佳优秀新闻文化工作者”、“广东省优秀归侨作家”等称号，享有“敢讲真话的归侨作家”等美誉。
　　令我敬佩的是，他以省归侨作家联谊会副秘书长的身份，在2000年1月23日省九届人大三次会议旁听人员座谈会上大声疾呼：“现在一些领导干部题写的商业招牌几乎泛滥成灾，不仅大中城市比比皆是，就是偏僻农村也屡见不鲜，这种滥写招牌的弊端甚多。”他说：“我不反对领导给纪念性建筑物和非营利性单位题字，只是希望领导要自重、自律，不要再滥写商业招牌了！”这个发言引起与会者强烈共鸣，主持座谈会的省人大常委会领导当场表示：“这个意见提得好，应当引起重视。”次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等媒体均加以报道，这样罕见的新闻，轰动一时，被誉为“一鸣惊人”。他曾两次当选广州市东山区人民代表，敢为群众利益发言，被誉为“替群众讲话的人民代表”，还被授予“人民代表积极分子”称号。
对于一个屡经折磨仍然敢于直言，敢于维护群众利益，而且到了老年，仍然不辞劳苦，努力写作，著述甚多，成为一名作家，我认为确是难得。
　　最后，需要补充一点的是，黄方生同志的老伴刘肖莲女士，当自己的丈夫屡遭困难时，她也受到岐视、伤害。一再有人劝她站稳立场，大胆揭发，各奔前程。但是，刘肖莲女士负屈含冤，始终与丈夫同舟共济，不搞后院起火，不愿折散家园，这使黄方生同志获得莫大安慰，一再渡过险滩，得成正果。因此，黄方生同志撰写的《珠江断流不分离》一文，不少读者读后均深受感动，并撰文歌颂刘肖莲女士的忠贞不渝（刘女士后来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 袁钟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