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大学基层委3名党员就“广东如何搭建高级别海外医学交流平台”接受人民网采访

   

近日，广东省政协委员、致公党暨南大学基层委主委、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彭雪梅，致公党暨南大学基层委副主委、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徐建平，致公党暨南大学基层委委员、暨南大学药学院教授李沙就“广东如何搭建高级别海外医学交流平台”接受人民网“界别同桌汇”节目采访。
以下为采访的文字记录。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广东省政协办公厅、人民网广东频道共同主办的网络视频节目《界别圆桌汇》，我是主持人李语。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健康长寿成为大家最为关心的话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和重视我国的医疗发展，而广东也在不断推进健康广东建设。
但2018年1月颁布的《中国大陆进入ESI临床医学全球前1%的高校名单》中，广东只有中山大学一所高校进入榜单前三十。而2017年11月公布的《中国医院排行榜》中，广东仅有8家医院进入前100名。由此可见，广东的医疗建设与其经济强省的地位并不匹配。
不过据了解，目前，广东各大医院都有很多专家，他们在各自的医疗领域已经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和经验。那么，如何在广东搭建高级别海外医学交流平台，让这些专家有效参与对外交流，吸纳海外先进技术，促进广东医疗发展。
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三位嘉宾，他们是：十一届广东省政协委员、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徐建平，欢迎您。 

徐建平：各位网友大家好。 
主持人：暨南大学药学院教授、致公党暨南大学基层委委员李沙，欢迎您。
李沙：各位网友大家好。
主持人：广东省政协委员、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彭雪梅，欢迎您。
彭雪梅：各位网友大家好。

主持人：我们今天探讨的主题是广东如何搭建高级别海外医学交流平台，那么首先想请各位先为我们介绍一下，搭建这样一个平台有什么具体意义呢？

彭雪梅：首先是我是有感而发，我去年在波斯顿哈佛大学留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发现在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个经济相对发达的地方，广东的访问学者是相对少的。
当时哈佛大学的教授也说，广东省经济那么发达，为什么出来学习交流的人反倒少，这是从哈佛那边回来给我的一个提示。而我们自己出国的时候，我因为是五年的正高了，所以出去学习的时候肯定还是要从临床来学，我们大部分出去在作为访问学者的时候，很难跟美国做临床研究的对接。首先我们没有执业医师，所以他们那边接受我们这个也相对可能要困难一点。
但是对于一些高年资的医生，如果真正的想出去学习，应该是学习它的临床，但个人专门去联系一个临床，自己搭建这条路就特别难。所以我想以后应该有一个这样的平台，让我们的医生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真正的跟对方高学历的人才对话，到国际知名的学校去学习他们的临床知识，这样才能达到国家送我们出去的目的，而不是单纯到他们实验室里去做实验，那些应该是低年资的，或者说是年轻人做的。
我们应该是学习他们在临床知识上的先进理念和经验。这是我当时写这个提案的其中一个目的。另一个目的是因为我们各自都是通过自己的私人关系去找的国外专家，这其中缺少监管。
说实在的，国外的临床案例没有我们多。我查了最新的数据，目前，美国全美一年的住院人数3600多万，而中国的住院人数一年是1.2个亿，所以从临床的人数来说，我们占了很大的一个优势。
但我们经常有一些高学历的访问学者出去交流就会说，他们的病例还没有我们多、他们的手术可能还没有我们娴熟，然后看了几天之后就去旅游了，这样就浪费了国家送你出去的初衷，甚至也给国外那些邀请你来的教授留下非常不好的印象。所以，我觉得需要有这么一个平台，帮你联系了，也相对的有部分监管，可能对于我们自己国人形象能有一个提升，不能再让大家出国交流也随着性子来。
这个平台不仅能帮助我们走出去，找到对口专业，还能相对监管，让这些交流学习的专家学者不要浪费纳税人的钱，并相对维护国人的形象。同时，有了约束以后，也就会勤勤恳恳地在对方的单位去工作，就像我在那里踏踏实实的天天上班，正因为这样的诚恳和勤奋打动了国外的教授。
今年我回国以后，我真的把我做基础研究的教授和做临床的两位教授请回国，并聘请为暨南大学的客座教授。如果没有我们这种勤奋或者说踏实的态度，人家不会来的。所以，第三个目的就是引进来，促成我们更好的合作，实现学习交流和共赢，这也是搭建这个平台的意义。

主持人：广东在搭建高级别海外医学交流平台上有什么优势？ 

徐建平:因为我们广东省经过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发展很好，现在在全国也是经济强省，经济大省。但是在医学发展方面，广东跟北京、上海这些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相比，发展还是有些差别。
现在是信息时代，信息技术和医学技术也在快速发展，广东省的医学技术发展也不会落后的太多，但是仍存在一些理念的问题，可能还是需要培养的，所以我们觉得很有必要做这个工作。
首先，因为广东省的经济优势非常好，第二个，广东省还有很多大专院校都跟国外有广泛的联系，他们已经起了一个头，已经做了一些带动的工作，但是仅凭这一部分人要把广东省全省的工作做好，力量还是不足。所以，可能应该在全省这个平面，在这个平台上面来做这个工作可能更好一些。
另外，现在在广东省，大家都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突破点，但是民生工作也需要去做的。同时，我们的优势也很好，因为我们有很强的经济实力，有很多大专院校已经建立了平台，那么将来工作可能做的会比较好。 

李沙：从我自己的学习经历来说，我们从改革开放至今，所有的不好到慢慢变好再到变得越来越好，这一切我们代人都经历了，而且我们也正好有能够不断去深造的机会，在这个历程中感受颇多。因为我在北京待过，上海的朋友也不少，当来到广东之后，就觉得相比之下确实广东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也很人性化，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政府、各单位及民间组织的支持力度都很大，我觉得在这方面在搭建平台上挺有优势的。
另外，出去的人为什么那么少？可能还是一个宣传力度的问题，大家都觉得我们这个地方已经挺好了。 

主持人：目前，中外之间的医疗交流更多是停留在学术与科研层面，但在临床实践的具体交流与合作方面还比较欠缺。对此，广东在搭建高级别海外医学交流平台方面是否考虑过这个问题，有相应的应对举措吗？
彭雪梅：我之前跟广东省卫计委接触过，他们在2008年到2010年的时候，想通过纯临床的平台展开交流，很努力，但是很可惜，三年期间，只送出去了57个人，之后这个计划就没有了。我觉得可能跟环境等因素有关，但是相比别的省市，我们在这方面就差了很多。
比如2008年至2018年，十年期间，浙江大学卫计委就每年派出差不多150至200个人，就十年期间也是一千来号人。他们从2015年开始，每年专款拨500万来资助这个项目，他们在“走出去”上是坚定不移的，并鼓励大家专门对口，接触临床。
而北京市协和医学院他们也很有危机感，想着怎么能保持全国靠前的位置。首先，他们提出的口号是百人计划，从2009年开始，每两年选出一百个人送出去，鼓励35岁以上的年轻人出去学习，哪个国家都可以，但必须是临床，所以我在波士顿接触的各个高校、各个科，可能是这一届或是上一届，就有协和的人待过，并且他们和当地的教授都非常熟，从而也使教授对协和非常熟，因为不断有协和的医生来交流。
并且协和还鼓励医生不要在一个医院，例如当时我在波士顿遇到的一个协和肝胆外科专家，他会在不同的医院去学精华。其实我认为，在副高以上的医学界专家，因为有一定的临床基础以后，走出去不是简单学学他们的手术技巧，而是要去掌握他们手术的新理念，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个理念其实对于普及推广是非常有益的，西医是没有国界的的，医学也是没有国界的，你的经验我可以拿来，并且你的失败我可以避免。那么我们只有这样走出去，看他们的经验，规避错误风险，才能更好地提高自己的医疗水平，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借鉴捷径了。
我认为，这可能是广东省在临床搭建上所欠缺的。曾经有人说，很少有我这样岁数的人这么积极的出去学习，但只有出去学习了，才会遇到临床接触不到的人。很多年轻人出去，可以在那待两个月以后，写出文章、跟教授接触等，但是我们这种高资历的出去以后不是为了出文章，就是学临床，所以搭建这样一个平台，有助于推进医学的进步。 

徐建平：医学的基础研究非常重要，它终极目的是干什么？为病人服务。为病人服务就离不开临床，所以临床医生在临床工作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的医疗水平已经比较高了，但是我个人认为很多理念跟不上，服务理念、技术理念、创新理念等还是有所欠缺。
这个理念是从文章上看不到的，必须是现场去看，去跟别人一起工作，自己去体会，这样比较容易获得理念。所以出去之后不是非要把新的技术学回来，其实现在网络上这些都可以学到，但是理念学不到的，只能去现场交流，把理念学回来，然后在我们临床工作中把这些理念灌输下去了。
那么现在就靠大专院校这几个老师在那做也不行，这是一个全省的工作，很多市级医院、地区，他们也可以把相关人员派出去学习，回来以后可以在广东省每个角落都起到作用，届时，医疗水平和医疗服务的态度、质量各方面都会有一个长足的进步。

李沙：因为我主要做药学，其实医药是不分家的，现在这个趋势也是越来越明显。比如从我们药学口能够为临床服务的就是临床药师这个专业，我们国家是2002年就开始推开这部分的工作了，这个专业源于美国，1957年到2005年，实现所有的院校专门设立这么一个临床药师的专业，那我们其实是跟在他们后面，虽然起步晚，但事实上我们国家发展的非常快，吸收很快，而且借着信息网络的发展，这些技术、设备，包括他的课程设置和培养机制，我们都可以沟通交流。
但是其中很多实际的东西从这上面是找不到的，比如我们在栏目里有些东西，文章是这么写的，可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小技巧是不会体现的，但又正是这些小技巧让你成功。
我自己去休斯顿交流时，我的老师跟临床的合作就特别多，他会去做PPTK的这种模型等，对临床一些药物、一些合理用药都非常重要的。我当时跟着他们在当地学习，还去到不同的地方，听不同专业的讲座，体会特别深。
整体说，这个交流平台应该严进严出，首先需具有一定的经验能力，然后有一定的眼光，并明白我去了干什么，我能带什么回来。然后回来之后，他能遍地开花了，将交流学习成果慢慢地蔓延开来。

彭雪梅：这个理念并不只是对医学的。孙思邈是我国医学界的老祖宗，在美国也有专家甚至是华人把孙思邈的理念翻译成英文，作为医生的准则，告诉大家医生要多么有爱心，要对病人多么专注，不断推进人文关怀。并且，告诉每一个医生，医生成长所走过的这条路是非常艰辛的。
中国的医生其实跟美国的医生比也不是特别累，工作量大家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服务态度真的没有他们好，例如国外的门诊医生出门诊特意不穿白大褂，就穿个西装，他觉得这样我才能跟我的病人没有距离感。
像我每天做完手术以后，也都会亲自跟病人道晚安。而美国的医院要求，做手术前每个主刀医生必须过来跟病人打招呼，要让病人看到他了，才能做麻醉，每一个安慰都很细致，所以病人对医生的信任度就非常高。我觉得这不仅是技术也是理念，如果我们能把这些理念都学回来，我想医患关系或者医生对病人由衷的祝福的心态，能让病人们感觉到安全感，这是一种理念。 

主持人：目前国内有搭建高级别海外医学交流平台的成功案例吗，是否有借鉴之处。 

彭雪梅：除京津冀地区外，重庆在这方面的建设也卓有成效，重庆医科大的医学学术地位也是蛮高的。他们在培养医生的时候，也要求进副高的医生必须有海外留学一年的经历。
其实这个要求在很多省市都有的，但光有这么个口号和要求是不行的，大家出去以后仅仅为了经历而经历，没有平台的约束也找不到对口的，虽然有了经历，但可能这一年的海外留学经历对他的临床没有太多帮助。所以目前，搭建海外医学交流平台还是北京协和、浙江省做的比较好。
徐建平：成功案例我们了解的不是太多，但是给我一个感觉，这种案例真正由相关的管理部门或者大学来主持的并不是太多，一般是一些比较大型的医院才会做，就像我们暨南大学，它和德国的联合基金会建立联系，签订十年的合同，每年十几个人出去，现在很多人出去，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也大概出去了接近200多人了，这就是由学校搭台的。 

彭雪梅：对，这是一个平台，但是现在从广东省来说，应该有一个省的更大的一个平台，不能说光暨南大学这个医院在培训，应该是其他更多的基层医院，副高以上或者正高以上的人，通过这个平台能出去见世面，学最新的理念。 

徐建平：目前广东省除了几个大专院校和国外交流的比较多一些，其他的就非常欠缺。最关键的就是缺少这样一个平台。很多人也有出去的，但是绝大多数都是自己联系的，但自己联系的政府、医院都没法管理他，也不了解他学习的怎么样，这样学习回来的成果效果就很难去把控。所以建立这样一个医疗平台是很有必要的，再加上我们现在广东省的经济比较发达，由政府来牵个头，搭建这样一个平台，创造一些机会，找一些途径，让基层医院也有这样的机会出去交流学习。
学习不仅仅是医学，我刚才谈的医学比较容易学会，但学习理念非常困难，尤其是服务人的理念。

主持人：接下来，广东将如何搭建高级别海外医学交流平台，形成国内外医学互动的生态系统，进而推进健康广东建设。 

彭雪梅：刚好广东计划用三年投入60个亿，重点打造建设20家高水平医院，这也是要跟国际接轨的知名的医院。那么在这方面，科研人才、临床技术是更加突出需要的。
我觉得这个平台就会更好的能拉近我们跟世界的距离，跟高水平医院的距离。我们不能光喊、光投钱，但是有这个平台以后更能容易地让海外的人，通过我们出去让他们认识我们，并回来交流，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们需要把他们引进来。
广东省现在还提出来一个强基层的口号，要建基层医院，造福百姓。我提出搭建这个平台其实也是为基层服务，比方说给其他市县医学院的高级专家提供这个出去见世面的机会，让世界知名的医院走进去。
具体的措施，我认为要副高以上的人员参与，因为他们能成为副高，至少是进行了10到15年在临床工作。那么他出去以后就不需要再从临床技能上培训。另外，副高或高级职称的医生出去交流他有一点底气，他可以把外聘专家请过来。
我们的专家、海外的专家、华人专家，我们在国外的时候，都能感受到他们特别热爱祖国，心系祖国，真的有一点点能力都想回来发挥这种能量，他们有热情之感、赤子之感，所以我觉得这个平台是互赢的。
主持人：那么在人才建设方面，这个平台有什么作用。 

徐建平：这个平台建好了以后，我们这些医学人才出去，就能和国外建立广泛的联系，除了刚才我们谈到医疗技术水平以外，其实我非常看重的就是人文，就是个理念，他出去经历短时间的学习，他两个方面都可以学习，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就是个全方位的了。
目前我国在发展经济的时候，往往忽视人文方面的建设。其实经济好了以后，最终的目还是要把人们的身体健康搞好，要关心人，这是非常重要的理念。所以对医学人才的培养，人文关怀等理念的培养是很重要的。
对于如何搭建这样一个大型的平台，我认为，不是某一两个大学或者技术医院能够做成的。建议由政府来牵头，而大专院校可以做一个主导的工作，因为它和国外有广泛的联系，目前，大专院校和国外在科研、教学、医疗、临床等方面都有很多的联系，借助这样一个关系网，再把基层的医院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更大的网。由政府牵头，大专院校做主角，然后联动其他的医院，这样网铺的更大，培养的人就更多。这样一个途径，我觉得做起来可能会更好一些。 

主持人：平台搭建好后，如何把我们学习交流所掌握的技术理念更好的推广落实下来。

彭雪梅：就像我刚才说的，美国全年的住院人数才3000多万，我们住院人数1.2个亿，我们的临床病例数是非常多的。那么我们出去以后，他们3000多万都能在搞研究，而我们是他们的三倍，我们就更应该在他的理念基础上，学着做临床性的科研。
现在复旦大学提出的口号就是要建立临床性的研究院，利用中国临床病例人数多的优势，从中间总结出临床的共性，然后再做一些推广。这个其实对于我们中国甚至全世界的临床理念都是一种很大的贡献。
我们不能说只埋头做我们的临床工作，我们要抬头看看人家，在那些案例不多的情况下，他们能做哪些临床研究。我们回头来总结自己的病人，总结自己的这些大数据，尤其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我们在利用大数据的基础上，总结经验。
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在权威的医学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会更多，因为我们的案例多，我们的大数据总结的多，那么我们发表的内容就更权威，而不像现在，很多权威杂志都是被国外的人占领。例如，2017年我们中国在首屈一指的《新英格兰杂志》上面只发表了七篇文章，如果我们通过这个平台送出去很多专家学习他们对临床研究的能力，回来后我们总结经验，以大数据作为支撑，我们发表的文章就更有说服力，那么这个也会是我们对祖国医学的贡献，我相信也是对世界医学作贡献的，我们更有权威性。

主持人：这个平台如何和健康广东建设相结合。 

彭雪梅：广东本身就是海外侨胞、海外华人特别多的一个地方，应该说我们走在美国的街上，在唐人街等地，讲的国语大多是粤语，你走在街上听到的吆喝声都像广东街市的吆喝声，很有亲近感。其实广东这些早点走出去的父老乡亲，通过这些平台，他们可能会帮我们找一些在医院工作的移民者，例如波斯顿一家医院的麻醉科里，至少有五六个是华人或者华人的孩子。
通过跟他们的交流，我突然发现他们会说中文，他们也非常愿意跟我们交流，也很喜欢来中国。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广东相比内陆其他省所具有的独特优势，我们应该利用优势，并推进健康广东建设。 

李沙：其实我最近也看了一下《“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要真正的实现小康和人民的富足，最基本的就是健康，所以健康中国、健康广东建设对我们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重点。
而广东也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又在大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再加上广东其实中医药发展在国内也算走在前列。对于这个平台的建设，我认为不光是要“送出去”和“引进来”，甚至我觉得有可能就利用这个大数据和AI等技术搭建一个远程的平台。因为，有的人不可能有这个机会能很快走出去，但是他可以通过这个平台的一些信息，甚至一些培训，在国内就接触到这些东西，然后他同样可以运用这些技术和理念进行宣传和临床实践。
最近，我国针灸等在美国还往立法里头走。其实我觉得我们中医的很多东西国外也是非常感谢。那么这些其实都是融到健康广东建设中的，这其实对未来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遇。

主持人：节目的最后请各位就今天所讨论的话题做一个一句话的总结建言，有请。 

徐建平：搭建高级别海外医学交流平台，需要政府搭台、医院参与、民间共创。 

彭雪梅：医疗平台，造福百姓，健康广东。 

李沙：医药结合服务医患，共建幸福广东。 

主持人：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转自“人民网-广东频道”，有增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