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委会党员郑成俊：新业态的弄潮儿 参政议政的后起之秀

2010年，他22岁，在读大三，带领团队一起完成振兴中华戏服厂的项目，得到了中央电视台及许多媒体的关注，帮助困境中的传统工艺开辟新出路。
   2014年，他26岁，仅凭4年的时间就已经胜任环球市场集团政府事务总监、集团研究中心副主任。又以筹备组组长和常务副秘书长身份，发起成立广东省跨境电商行业协会。
2015年，他27岁，在优步中国面临危难之时，加入其中，负责解决优步企业生存合法化问题。
   2017年，他29岁，担任租租车副总裁，带领租租车发展成为占市场份额76.2%的出境自驾平台。
   2018年，他30岁，他成为了联合国全球道路安全大会观察员。同年，他加入中国致公党，撰写的参政议政提案，被致公党中央选为当年全国政协会议的集体提案，还有两篇社情民意得到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张硕辅的批示。
   从弱冠到而立，从青涩稚嫩的学子到风华正茂的才俊，郑成俊的青春绽放得很精彩。

   见到郑成俊的时候，他刚结束一个会议，下午5点才匆匆赶到致公党广州市委会机关接受采访。笔者对他的第一印象是：年轻，干净，有着阳光大男孩般的真诚和自信。
作为互联网+、共享经济发展浪潮的直接参与者，他介绍了自己为新业态落地生根而奔忙的不寻常经历，言语中流露出科技变革和新的生活方式的浓厚兴趣和深刻思考。

   中国驾照国际化的推动者
   “中国还没加入联合国道路公约，这对于目前中国人在海外出行已经造成一定影响。”
   2018年初，有一则新闻引发热议：外籍华人在中国自驾被拘留。报道称，有一位山东华人回到国内，亲戚开长途去机场接他，他体谅亲戚跑长途太累，就换成自己开车，被交警拦下，因为无证驾驶他被关了7天。对这个结果，这位华人感到非常无奈和困惑，自己有国际驾照，在全世界都可以开车，况且他虽然是美国籍，但也是华人，为什么回到自己的祖国却不可以驾驶？
   同样感到困扰的还有经营出境租车自驾业务的租租车网站。近年来，中国出境自驾游人数成倍增长，据统计，2016年中国出境自驾达407万人次。然而目前凭借中国驾照在很多国家还不能合法驾驶，比如，中国人不能在日本、韩国开车，还有美国一些州也不行。在一些欢迎中国自驾游客的目的地，需要通过企业间的沟通、对接，提交当地要求的认证材料，中国游客才能被允许在当地驾驶。这不仅大大增加了租租车平台的经营成本，也成为限制出境租车业务的一大瓶颈。
   无论是国际驾照在中国得不到承认，还是中国人在出境驾驶中遇到的麻烦，都是因为中国尚未加入联合国道路公约。事情还要从1971年说起，当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汽车保有量和驾驶员都不多，而且尚未对外开放，中国人去海外的情况很少，加入联合国道路公约一事，就没有得到重视。
   没有加入联合国道路公约，境外租车业务的蛋糕就无法做大。正当租租车对此感到束手无策的时候，一位年轻人进入了他们的视野，他就是郑成俊。那时郑成俊供职于蚂蚁金服集团支付宝事业群公共服务部，正为打破政府间的数据壁垒，建立政务服务的移动平台而努力。此前，他以筹备组组长和常务副秘书长身份，发起成立广东省跨境电商行业协会，以专家身份帮助政府进行行业布局，主导或参与逾25项行业发展政策。既有商业的眼光，又能从政府角度去思考行业的发展，是解决租租车燃眉之急的绝佳人选。无巧不成书，喜欢境外自驾游的郑成俊，也深感出国自驾的诸多不便，与租租车一拍即合。于是，以副总裁的身份，郑成俊加入了租租车。
   如果说问题的提出打开了驾照国际化的一扇大门，那实现中国驾照国际化至少还要打开十扇门。从2017年4月起，郑成俊开始为这件事奔忙，从正面、侧面去找公安部、交通部、商务部、国家旅游局等部委沟通此事，但似乎并没有击起涟漪。于是，他又设法参加交通部、国安部、交管局组织或参与的论坛，在论坛上发声，从而引起媒体关注，并积极利用媒体平台宣传加入联合国道路公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样一来，越来越多的业内人士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有些人还主动联系了郑成俊，帮他提建议、完善方案。
   而真正让驾照国际化进入快车道的，还得益于一个全国“两会”提案。起初，郑成俊还是致公党的一名发展对象。2017年底，致公党广州市委会副主委岳朝阳到租租车调研，郑成俊就把推动中国加入联合国道路公约的想法跟岳朝阳副主委交流。岳主委很感兴趣，提出可以通过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途径向政府部门反映。在郑成俊和岳朝阳副主委的共同努力下，《建议我国加入联合国道路公约》作为社情民意信息提交致公党广东省委会，又经省委会提交致公党中央，被致公党中央作为集体提案提交2018年全国“两会”，引起了政府和媒体的热烈反响。
   乘着全国“两会”的“东风”，郑成俊获得了公安部相关机构的数据和材料支持，并在其指导下，尝试联系了《联合国道路公约》的管理、修订机构和入约初审机构――联合国欧洲经委会交通司，告知他们中国国内在热烈讨论此事，希望能促成此事。此举得到了联合国欧洲经委会交通司的积极回应，他们向郑成俊提供了加入公约的技术方案、法规研究准备和入约流程。回国后，郑成俊马上向公安部作了汇报，并与外交部在联合国的派出机构――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联合向外交部汇报。目前，郑成俊作为公安部牵头的“驾照国际化推进工作组”成员，正着手收集各国道交法和各国驾照的样式，召开专家会，定期向政府部门汇报，为形成正式的入约申请书做准备。中国要加入公约有很多工作要做，首先得有法律法规的支持，如果联合国这边批准了，但国内的法律法规没有及时修改，国际道路公约仍然没法在中国落地。但还是可以说，中国加入联合国道路公约，已经有了从0到1的跨越。
   事实上，联合国道路公约就是国际道路交通法，中国的道交法在制定的时候，也充分参考了国际道交法，可是没有加入国际道交法这个体系里面，有些规则还是不尽相同。郑成俊举例说，在海外有一种叫“Giveway”的路牌，这个路牌一般设置在岔路口，无论有没有车经过，开车的人看到这个路牌，就要在画线那停下来两三秒，看看有没有快速经过的车辆，然后再打转向灯通过。但中国没有giveway的牌子，中国人驾驶汽车通过路口时也没有等待两三秒的习惯，在没有交通灯的路口，只要看到没车就会转。他还说，我国车牌的标准跟国际上不一致，我国对汽车制造的标准也与公约的要求略有不同。在他看来，加入联合国道路公约，从另一角度也能推动了中国的道路安全标准的提升。此外，按公安部2007年颁布的90号令规定，外国人想在中国开车，必须要去车管所申请办临时驾照，申请后，如果办理快速也要三四天，很多时候需要一周时间才能拿到证，对旅游的人来说，肯定等不起，在郑成俊看来，这种体验对外国人不太友好。他希望通过推动中国加入联合国道路公约，改进这些不顺畅的体验，这对于中国来说也是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必经之路。
新业态与法规的调解员
  “我们有一句话叫‘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只要行业能监管得住就行。”
   从政策层面上为新业态寻求出路，对于郑成俊来说并不是第一次。2015年，一种全新的出行方式――网约车进入中国市场，乘着共享经济的东风，在中国大地火了一把，带来了全新的生活体验，也面临着现行法规所不能包容的困境。2015年4月底，广州优步的办公室因为非法运营被查封了，又过了一周后，成都的办公室也被查封了，网约车被定义为非法的第一案和第二案，都发生在优步身上。那时郑成俊还在广东省跨境电商行业协会当秘书长，日子过得滋润和舒坦。行业协会是给企业服务的，做的是锦上添花的事情。可是，郑成俊始终觉得他更喜欢做些雪中送炭、推动社会进步的事情。不顾家人朋友的反对，他放弃舒适优渥的工作，接受优步公司的邀请投身到这家前途未卜的外企中，帮助其摆脱“非法”困境。在当时的形势下，只有解决合法化的问题，网约车才有商业化可言，郑成俊不仅仅是为优步“送炭”，也是为整个网约车行业“送炭”。
   当时优步在广州的状况可以说是千疮百孔。郑成俊通过“正面战场”和“侧面战场”进行政府公关。正面战场就是这件事情谁把它定义为非法，他就去找谁沟通。所以他找市交委、工商局沟通，先跟政府机构承认优步公司在现行法律法规中确实存在违法行为的事实，再谈行业发展的趋势，谈企业的困难。尽管这样很难解决问题，毕竟法律法规是一块硬石头，说服大家一起推开这一步一定要做。接着，再从“侧面战场”出击，争取得到其他政府部门和媒体的支持。因为优步是外企，广州查封优步办公室的事情，很多外媒都进行了报道，说广州现在怎么对创新如此不包容。郑成俊把国外舆论梳理出来拿给广州媒体，不少媒体就发声说，广州以前是南大门、改革开放的前沿，现在不但不走到前面，还第一个给别人定义为非法，全国都没有走这一步，广州就先做了，做了保守的先锋。他还找到市科学技术局（当时的市科创委），从科技发展与法律滞后的角度切入，推动科学技术局去找商务局，把“正面战场”的相关部门组织起来召开座谈会，一起讨论优步共享汽车到底应该如何定性。
   郑成俊说，从当时的法律法规对出租车运营的规定看，优步的确是非法的，可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它真的是属于传统出租车运营的范畴吗？并不是！这些车主愿意共享的车辆跟出租车的标准一样吗？不一样！当时优步公司把这种模式的车定义为共享车，而不是现在定义的网约出租车。因为出租车就必须要拿三证，平台要拿平台证，出租车司机要拿司机运营证，车辆要拿车辆运营证。如果是这样，跟传统出租车就没什么区别，没有共享经济的元素了。现在开网约出租车是一份职业，并不是优步最初的想法。共享汽车背后催生的是兼职经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并不期望只打一份工，可以同时做几份兼职。简单地把这种模式纳入出租车管理范畴，事实上也抑制了兼职经济的成长，不能满足年轻人的就职意愿。
   对优步的定性让郑成俊感慨良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克强总理提出，要以包容审慎原则对待共享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当时社科院的报告里说广州市民关于城市的十大困扰中排名第一的就是交通拥堵、打车难。那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郑成俊回想起来，在有优步的那个夏天，大家叫车方便，用车方便，坐在车里有水喝、有空调吹，不用在路面上日晒雨淋；有时候还能打到奔驰、宝马、特斯拉，确实是一段幸福的时光。他遗憾地表示，这样的日子现在回不来了。
   但他也审慎地表示，共享汽车确实有很多东西要进行更充分的考量，从各个角度去理解它对于未来的意义，要把关键环节管理好，监管不能缺位。
   郑成俊敏感地发现，新业态出现的时候，总会与现行法规发生冲突。比如自动驾驶，中国的道交法规定，汽车要上路行驶，一定要有驾驶员，所以当时百度的无人车在北京上路，被交警拦住罚款。由于自动驾驶的法律法规没有出台，交警按现行法律执法是没错的。可以说新业态与现行法规是一对必然的冤家。
   郑成俊还举了一个现实的例子，“现在科技经济圈里流行一句话‘让子弹再飞一会儿’。比如，淘宝和支付宝刚出来的时候也是非法的，直到今年年初我国电子商务法才落地。电商现在约定的‘7天无条件退换’等这些都是从行业自律来推动的，对电商的要求和标准也是一个慢慢形成的过程。”这就是典型的“让子弹再飞一会儿”，意思是对新业态要给予一定包容的空间，只要行业能监管得住就可以。
   不甘平凡的创业者
   “我创业也失败过，可是这种失败，每一次都是一种成长。”
   加入联合国道路公约的工作按部就班地展开，而一直萦绕在郑成俊心头的梦想，变得越来越清晰，去实现它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从加入优步团队到优步黯然退下，网约车是他未完成的梦，他要去完成这个梦想，并且选择了全新的无人驾驶领域。2019年5月，他离开租租车公司，加入创业大潮。在多个行业中游刃有余地切换，在常人看来无法想象，在郑成俊身上却毫无违和感，这种不安分、意志力强的特质早在他的少年时代就显现出来。
中学时代的郑成俊进入了青春叛逆期，也曾有过“混社会”、上网成瘾的经历。他认为，这与他父母给予他的“过度自由”有关。不像大多数的中国家庭，郑成俊的父母从不跟他强调孝顺，他从小到大受到的家庭教育中都没有“必须”这个词，从来都是“你自己决定”。他们告诉郑成俊，把你生下来，你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会养你到18岁，未来的路你自己选择自己走，未来我们也不需要你赡养，我们自己有能力能养好自己。父母亲不管他的学习，他学得好或不好，他的父母都不在意，觉得只要孩子开心就好。这种放养式教育使得郑成俊从小特别独立。
   年少时的一件事情对郑成俊触动很大，他认为这是一个转折点。初二的时候有一次搭朋友的顺风摩的，郑成俊不小心将整个左脚脚后跟卡在摩托车车轮的钢筋里面，脚筋磨断了三分之二，他说当时体会到了什么叫“眼前一阵白一阵黑”，命能捡回来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这事给了他重重一击。车祸发生后他虽然没有哭出来，但是非常沮丧。手术过程中他听到医生在说这孩子完了时，他整个人都毫无反应的。但从手术室出来，他看到家里人在哭，亲戚朋友在哭，少年的倔强僵硬的心就开始软化，他感觉到爱在那里，不能辜负。车祸后，他突然觉得好像有了第二次生命。从那时开始，他开始思考自己的兴趣在哪里，如何才能找到自己的价值。手术过后没几天，郑成俊就忍者常人无法忍受的疼痛，连医生都劝不住，自己跟自己较劲，拼了命地下地走路。他说，原来十分钟可以到达的网吧，他花了两个小时拄着一根拐杖走去去，把手术伤口磨破了又回医院缝回来。但就是这样残忍的康复训练，他那只脚竟然奇迹般地完全康复了。
   你只有非常努力,才能在别人眼里看起来是毫不费力。郑成俊在工作领域的出色，也并不是凭空而来。他职业经理人的特质，是大学时代就花费一番功夫打磨的。当一些同学想着如何偷偷逃课，他在逃课这件事情上却显得很“光明正大”。上完大一的课程，郑成俊就觉得当一名网络工程师并不是自己的梦想，自己可以在管理、策划方面能够更大的作为。于是，他跑去跟辅导员说，自己接下来可能要逃课了，但是考试前自己还是会恶补，保证不挂科，希望辅导员能网开一面。之后，郑成俊去竞选学生会外联部副部长、学生会副主席、学校Sife团队队长（现称为创行团队），用学校官方赋予的身份角色，去尝试象牙塔外的成人社交。他策划活动、负责外联，带领团队做项目。其中一个“振兴中华戏服厂”的项目，他通过在广州美术学院举办粤剧戏服和华服的大赛，整合很多资源，让中华戏服厂设计并生产了一个微缩版的龙袍戏服做手信，成功吸引了诸多媒体的关注，当时央视的《共同关注》栏目还对他们做了报道。这个项目让中华戏服厂的订单猛增，迈出传统文化产业的尴尬境地。
   郑成俊创业也失败过，但他认为每一次失败都是一种成长，在不断尝试的过程中，会发现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如何才能变好；如何才能将好的东西放大。他觉得创业最难的是自己相信，别人也相信，做管理者应该学会并乐于和大家一起富裕。
   职业经理人的经历，让郑成俊有一个想法：成立一个致力于解决新型科技产业与法律法规间矛盾的融合民间智库。就在本文成稿之时，这一梦想也成为现实。郑成俊牵头成立的白鹿智库华南分社正式落地，他同时兼任了分社负责人。白鹿智库是一个专注于政策分析、公共事务咨询的智库。以丰富的企业资源和智库负责人的角色，郑成俊希望未来一方面建设好智库，一方面也帮企业对接好的服务。

   致公党市委会的参政议政新秀
   “作为民主党派成员一定要加强自我学习和培训，自己要把好提案的质量关。”
郑成俊与致公党结缘于2017年。那年，致公党广州市委员会向市政协提交了集体提案《提升城市系统吸引力，打造创新创业人才高地》，被列为市委常委王世彤重点督办提案，在一次办理座谈会上，郑成俊作为科创企业代表参加座谈会。当时，大部分与会的人讲的都是赞成的意见，郑成俊却认为提案的建议对大公司非常好，对中小企业来说关注度可能还不够。他结合在企业一线看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如何为广州人才创造营造更好的就业创业环境的想法。如此独到的见解引起了参加会议的致公党广州市委专职副主委岳朝阳的注意。会后，岳朝阳主动联系了郑成俊，随后到他的公司拜访，也就有了前文所提到关于加入联合国道路公约的提案。就这样，在岳朝阳的推荐下，郑成俊加入了中国致公党。
   郑成俊丰富的企业实践经历和出色的政策视角，在参政议政履职中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一直关注新业态发展的他，入党半年，就交出了亮眼的履职成绩单。与岳朝阳副主委合作撰写的社情民意《关于中国加入联合国道路公约》被致公党中央选为2018年全国政协会议的集体提案；2019年，他撰写的两份社情民意信息《关于推动港澳同胞入境内地自驾便利化的建议》《关于推进入境游海外宣传市场化发展的建议》被广州市政协办公厅《社情民意》专刊第42期、第43期选用，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张硕辅对两份信息作出批示。采访当天，郑成俊还利用短暂的间隙，跑去跟岳朝阳副主委聊聊他最新的建言献策想法，希望能给他多提提建议。他觉得，民主党派成员是各行各业的精英，自己有机会成为致公党员，非常幸运。要尽自己的能力，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或感兴趣的领域，去挖掘问题，向政府建言献策。
   他认为自己作为一名新党员第一次写提案就能引起关注，得到落实，说明民主党派的意见越来越受到重视。同时也感慨，这样对民主党派的履职也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需要发动更多党员积极地参政议政，多出高质量的提案。他希望党员间能多进行一些有主题的讨论，集思广益，碰撞出思想的火花。“现在还是经常听到政府部门的人抱怨，这是什么提案嘛，好像就是给他们增加工作量。所以，作为民主党派成员一定要加强自我学习和培训，自己要把好提案的质量关。”
   作为参政党成员，郑成俊身上满满的朝气和对党派履职的深刻领悟，让笔者对新时代参政党的新作为充满期待。

   “办公室的活儿终于做完了，你揉揉眼睛起身，电脑自动关机，办公室的门自动打开，你坐电梯下楼，来到路边，夜色温柔催促你回家，华灯下，一辆辆无人驾驶的车辆井然有序地行驶着。一辆车轻轻地停在你脚边，轻唤你回家……”
多么美好的生活，也是郑成俊梦想的生活。

（供稿：广州市委会 文/汤承志  图/郑成俊）

   快问快答：
   1、您觉得自己做事是属于深思熟虑型的，还是雷厉风行型的？
   郑成俊：我其实自己挺多面的，我做决策是很谨慎的，要花比较长的时间思考，一旦决定，做起来就雷厉风行，不管它有多难，我都会去坚持。
   2、您用什么方式解压？
   郑成俊：打游戏。我还爱美食、做饭、旅游，很爱看悬疑、惊悚和哭得死去活来的电影，喜欢玩推理游戏。最喜欢的还是足球，是深度球迷，我每天看足球新闻都可以看一个小时，就算忙都会看上半小时。
   3、您在公司或您的团队里是个好相处的人吗？
   郑成俊：我是完美主义者，我对同事、下属要求很细致很严格。我这样的性格，对创业来讲有利有弊，我现在也要尽量克制自己，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人生在世，肯定有很多妥协，要做一些折中一些放弃，只要是向善就行。
   4、你推崇的是什么样的企业理念？
   郑成俊：我推崇共同致富，希望跟员工打成一片，但非常难，我比较直来直去，我挺喜欢跟人分享自己的想法、兴趣，可是在中国的企业，又不能完全做到这样，所以一点点距离感还是要有的。
   5、近期有什么党内的工作计划吗？
   郑成俊：我希望在我所在领域内再做一个有分量的提案，这个提案跟入境游有关，我一直看好入境游。关于入境游政府有太多要顾虑的，外国人进来，安全问题、难民问题、宗教问题，都要考虑。


   人物简介：
   郑成俊，30岁，致公党广州市侨海支部成员，前行科技的联合创始人，联合国全球道路安全大会观察员。曾担任租租车副总裁、Uber大区政府事务负责人、支付宝公共服务总监，多个省级电商协会的副秘书长。参与从0-1推动中国网约车合法化、中国加入联合国道路公约、BC跨境电商合法化等多个政策落地。长期以专家身份协助政府和企业，制定政策，担任多个机构的研究员。曾受联合国邀请三次赴联合国参与会议，并在今年3月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进行主题演讲，曾仅通过微信朋友圈，在2天内便组织起一个过千人的电商高峰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