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与致公党恢复组织及历史转折的关系研究（上）

作者  冯雪彬

（致公党广东省委员会）

  

摘  要：本文从历史角度出发，研究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与致公党的合作关系，探讨中共在致公党恢复组织和召开三大，实现历史转折，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参加新政协和建立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的影响和作用，探索致公党的历史使命和优良传统，以期对致公党坚持中共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提供历史依据和理论参考。

关键词：中共；致公党；恢复组织；历史转折；关系

 

导论

2017年是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致公党三大”）召开70周年，作为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框架下八个参政党一员，致公党三大的意义无疑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它成为中国致公党从旧民主主义政党转向新民主主义政党的标志性事件，是致公党恢复组织活动、成功转型、走上与中共团结合作、共同致力于完成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起点。致公党中央原主席黄鼎臣指出：“中国致公党之所以能够真正转变成为一个革命的政党，完全是因为有中央的影响和帮助。回顾致公党的历史，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廖承志、方方、许涤新、连贯等都对致公党的工作给了很大的帮助和指导。”“所以我常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致公党”。因此，回顾致公党三大前后的历史，重新梳理中共在致公党恢复组织活动和实现历史性转变的历史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从历史关系出发，有助于认识致公党的性质和历史使命

中国致公党是以归侨、侨眷中的中上层人士和其他有海外关系的代表性人士为主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这是对致公党性质的描述。它包含三层意思：第一，是成员构成，具有“侨”、“海”特色，第二，政党属性，属于政治联盟性质，准确来说是社会主义参政党，第三，政治纲领，就是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里解决了今天的中国致公党是怎样的党，要建设怎样的党这样一个基本认识问题。但是，今天的致公党如何从一个旧民主主义政党，演变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政党，再而转变为社会主义参政党，需要从历史演变历程寻找答案，才能更有助于认识今天的致公党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政党，又是怎样成为今天这个样子？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对今天的致公党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二、从政党关系出发，有助于夯实多党合作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作为社会主义参政党，今天的致公党一个根本的特点就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也是新民主主义政党、社会主义参政党的致公党与旧民主主义性质的致公党的根本不同之处。为什么要接受中共的领导，致公党又是如何走上接受中共领导的道路的，需要从历史中找到答案，只有从历史中寻找出答案，才能更好地认识今天的致公党，才能更好地认同致公党的政治纲领和奋斗目标，才能正确理解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而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夯实多党合作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三、厘清历史难点，有助于实践工作中避免一些认识误区

在实际工作中，由于致公党与洪门的历史渊源，以及致公党早期历史的复杂性，常常存在一些认识误区，误导了我们的视线，不利于我们贯彻正确的政治指导思想，这就需要从历史关系中认识当今的致公党，正确地认识今天的致公党与旧民主主义性质的致公党的根本不同，把今天的致公党与历史上的洪门区别开来，正确处理与当今世界各国洪门社团的关系，正确认识今天致公党与中共的关系，我们的“合作初心”又在哪里？我们要怎样寻找“合作初心”，才能更好地“继续携手前进”？

 

抗战时期中共与致公党的联系与合作

一、九·一八事变后致公党率先反对独裁、支持抗战得到了中共的认可

中共对致公党的认识和肯定，就目前的文献看，最早见于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把致公堂(党)列入中国“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之中，倡导与他们共同成立国防政府。当时的原文是致公堂，但是从历史上看，由于致公党二大后，仍然没有解决党堂不分的情况，因此可以说这里的致公堂也同时指致公党。致公党之所以受到中共的重视与肯定，基于致公党在“九·一八”事变后，致公党支持抗战的一系列表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致公党“二大”根据中国面临着民族存亡的严重威胁，以及国内人民和广大华侨日益增长的爱国情绪，提出并通过了以团结抗日、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为主要内容的政纲。致公党领导人陈炯明拒绝日本人的收买，坚持向日本帝国主义索回东北领土，并在《敬告国人书》中呼吁国人“齐集救国旗帜之下，共赴国难”。1931年9月29日，南北美洲致公党联合通电南京蒋介石、北京张学良、广州陈济棠，提出“废党治、开国会、挽民心、对日决战，本党誓为后盾”的声明。1931年10月10日，中国致公党驻古巴总支部在《大汉公报》上发表抗日宣言。中国致公党秘书长陈演生等人，积极组织和参与华侨抗日救国活动，奔赴海外各地，与致公党各总支、分支通力合作，致力于募捐筹饷。1931年底，陈演生、钟秀南等为东北抗日义勇军送去10万银圆，支持抗战。1932年3月27日致公党中央党部发布第二号通告，通报日军挑起的“一·二八”事变。1932年11月，海外洪门声援支持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以及总指挥兼淞沪警备司令蒋光鼐等人的抗日主张并劝募献金，1933年11日，“福建事变”后，致公党美洲总支部获悉后，于12月23日致电拥护，加拿大致公堂也致电表示拥护。“福建事变”后，蔡廷锴、杨虎城、冯玉祥和陶行知等爱国将领和民主人士避祸美国，得到司徒美堂、司徒俊葱及海外洪门的欢迎和保护......中国致公党在各国各地区的组织拥护祖国的抗日斗争的实际行动，表明致公党（堂）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支不可以忽视的力量，也是中共认可的原因。

 二、卢沟桥事变后广大华侨及致公党全力支持抗日是中共支持致公党恢复组织的历史背景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达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华侨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美洲和东南亚华侨成为两支主要资助祖国抗战的群体，作为以美洲和东南亚华侨为主的致公党成了中共争取的对象。就美国华侨为例，陈匡民1950年在《美国华侨对于抗战之贡献》中称：美国华侨富有革命传统精神，对于祖国此一号召，全侨动员，竭尽忠诚，输财出力，支持抗战，造成捐款救国之空前纪录，此种伟大贡献，应宣传国史馆，使之与中华民国国史，同垂不朽也。美国幅员广阔，华侨分布星散，故欲将抗战八年来美国全境华侨捐款总数，作一正确之统计，甚属不易。但按诸事实，有一较合理之估计者，包括救国月捐、献金、公债、节约储蓄、航空捐，及各种运动捐款等，每人每年平均约捐款美金一百元，美国华侨总数十万人，每年捐款总额约一千万美元，约七成缴纳捐款者，抗战八年合计捐款总数达五千六百万美元。作为侨党的致公党，在美洲、东南亚等地都有分支机构，同时由于党堂并存的原因，致公堂（堂）在海外华侨中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卢沟桥事变后进行了一系列抗日救亡活动。譬如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司徒美堂与旅美进步人士共同发起成立“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1938年，中国致公党马来亚总支部负责人官文森等人发动马来亚惠州华侨出资组织“惠州救乡会”，积极募集人力、物力支援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并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组织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文森队回东江参加抗日救国工作。1940年6月14日，菲岛洪门分会在香港《大公报》上号召侨胞团结，集中一切力量，粉碎日伪挑拨离间阴谋。1942年，中国致公党菲律宾总支部负责人许志猛主持成立“洪门复兴委员会”，后来又进一步在当地组成“抗日锄奸义勇军”（简称“抗锄”），任总指挥，直接对日进行武装斗争。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为表彰司徒美堂、陈其尤、陈演生、钟秀南、伍觉天、余剑魂、郑天海等致公党人的贡献，为他们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三、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大力支持致公党的组织恢复工作

中共中央南方局，是中国共产党为适应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形势的发展和斗争需要，于1939年1月成立，派驻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的代表机构，是中共中央建立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前哨阵地，肩负着代表中共中央协调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大责任，同时也是领导南方各省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坚持抗战，争取中国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战斗堡垒。南方局以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6人为常委，由周恩来负责统战工作委员会。在周恩来等人领导下，南方局大力加强对国民党民主派、各民主党派、文化科技界、工商经济界、地方实力派和海外侨胞的统一战线工作，巩固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并为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的发生，一方面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丑恶面目，另一方面也加速了爱国民主人士及团体与国民党当局之间的离心，为中共争取爱国民主人士及团体的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致公党人也由此更加看清了中共和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不同表现，积极配合中共开展统战工作。1月8日，司徒美堂忧虑“国共分裂形势严重，祖国将有内战爆发之虞”，与爱国侨领阮本万、吕超然联名致电“重庆国民党总裁蒋中正、延安共产党主席毛泽东”，收到的毛泽东的回电，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关怀祖国、呼吁团结，敬佩不已”。1941年2月23日，《新华日报》出于“祖国近月政局大违侨胞热望”的局势，刊登文章《美洲十万洪门同志通电，吁请国共巩固团结，要求坚持抗战实现民主政治》，表示“我们向千百万侨胞们伸出热烈的友谊之手”。国共合作形势的恶化，促使了中共加快了争取民心、加强统战工作的步伐，特别是争取海外侨胞、致公党所联系的海外洪门对抗战统一战线的支持。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香港，在香港的中国致公党总部被迫停止活动，这对于各国各地区致公党（堂）组织抗日救亡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产生了不小影响。鉴于致公党在华侨中的影响和抗日的需要，中共南方局连贯、许涤新等同志抗战后期与在重庆的致公党中央干事会负责人陈其尤等人的交谈中，建议：中国致公党是华侨爱国力量的一个基础的组织，恢复致公党的组织活动，对华侨爱国活动具有一定的影响。 

四、对于致公党组织的恢复，中共主要通过黄鼎臣、伍觉天等，做了陈其尤和司徒美堂两位领袖的工作

致公党和中共的正式接触，从目前史料来看，应该是1941年前后，也即抗日陷入僵持阶段之后。由于致公党一直活跃在海外，和中共在皖南事变之前鲜有联系，后来发生联系，具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甚至说有戏剧性。黄鼎臣(1901～1995)，是致公党恢复组织和实现转型的一个重要人物，更是致公党和中共发生联系、走上合作的一个关键性人物。黄鼎臣是广东海丰人，早年到日本留学学医，1927年在东京加人中国共产党。1928年夏由于参加反日运动被日本警视厅遣送回国。回国后的黄鼎臣立即参加“反日大同盟”上海分会工作，继续从事反日宣传活动。9月，国民党当局与法租界巡捕房勾结，逮捕了黄鼎臣。1932年底出狱，因联系人叛变，从此失去了与中共组织的联系(后于1956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出狱后的黄鼎臣先后在澳门、广州、桂林、昆明等地行医。黄鼎臣在澳门行医期间，就与同乡、致公党中央干事会负责人陈其尤建立联系，陈其尤以同乡之谊和老朋友关系给予黄鼎臣多方面支持，黄鼎臣也注意到致公党在海外力量雄厚，影响很大，而国民党当局又希望拉拢致公党为其所用，因此开始注意为中共做一些致公党方面的工作。1940年到重庆，除设立诊所挂牌行医外，还偶遇当年狱友、中共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报社秘书长，恢复与中共组织的联系，并由中共南方局聘为《新华日报》社的医药卫生顾问，作为为中共工作的公开身份，为报社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同志治病，其诊所也成为中共转藏书籍、文件以及和民主进步人士秘密开会地点。因此黄鼎臣是一位与中共有密切联系的爱国进步人士。在重庆期间，黄鼎臣一个很大的贡献是利用他与陈其尤的老关系，在中共和致公党间牵线搭桥做了大量工作。

  陈其尤(1892～1971年)，是最早参加致公党的元老之一，1926年2月，致公党的活动中心以“致公俱乐部”名义从旧金山移至香港开始推进党务事宜，陈其尤即为创办人之一。1931年在香港召开的致公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致公党中央负责人之一。1933年陈炯明逝世后，实际上是主持致公党中央工作人物之一。抗战期间，陈其尤曾分别在重庆、广东、香港等地支持和参加抗战工作，并与中共和民主进步人士有过交往，对国共两党都有较深刻的认识。陈其尤原来的政治立场是拥蒋。他和蒋介石早年在北伐战争前的粤军中相识，私交不错，曾以蒋介石私人代表身份驻立香港。但陈其尤在长期的民主革命活动中．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又颇多不满。并因揭发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从军火生意中获取大量回扣，大发“国难财”而触怒蒋介石，被囚禁在息烽集中营。1941年被移解到重庆改为软禁，只允许在市区范围内行动。被软禁的陈其尤在重庆偶然碰到了在重庆挂牌行医的黄鼎臣，并通过黄鼎臣与中国共产党有了接触。在与黄鼎臣及中共《新华日报》徐迈进等人士的接触过程中，陈其尤对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逐渐有了认识，思想上产生了新的飞跃。这对于后来致公党组织的恢复和历史性转折，以及参加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起了决定性作用。

 1942年3月，司徒美堂从美国转辗抵达重庆。蒋介石竭尽全力拉拢司徒美堂，中国共产党也在积极争取他。为配合中共工作，黄鼎臣建议陈其尤以致公党中央干事会负责人名义，主动与司徒美堂接触，使司徒美堂对国内情况有了了解，同时双方对发挥致公党在抗战中侨党作用、恢复致公党组织活动达成共识。同时，中共也通过黄鼎臣建立了与司徒美堂的联系，1942年在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也是中央南方局的所在地），周恩来邀请司徒美堂出席茶话会，向司徒美堂详细讲述了国民党在皖南进攻新四军的经过。司徒美堂返美后，广为宣传中共坚持敌后抗战的艰苦斗争，动员组织广大华侨以各种方式支持祖国的抗日战争。

抗战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指示黄鼎臣加强与陈其尤在政治上的联系。因此，黄鼎臣向陈其尤建议，中国致公党应该利用海外关系和影响在华侨中多做些工作，以便为祖国战后的和平民主建设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经过黄鼎臣的一番工作，饱经蒋介石折磨摧残的陈其尤，对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致公党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如何发展等问题，这时已有了一个大概的设想。

 中共对致公党恢复组织的支持还表现在动员伍觉天（1910-2007）参加恢复致公党活动的工作，在司徒美堂和陈其尤等人达成恢复致公党组织活动的背景下，中共南方局许涤新同志与伍觉天进行了一次长谈：“许涤新分析了我的亲身经历后，说明了致公党恢复组织活动后需要一些人参加工作，以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遭理。许涤新还说，黄鼎臣也决意参加致公党的工作了，并说中共各地组织会给予致公党具体帮助，这些话，给了我信心和决心。”1945年5月，中共代表董必武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会议，中国致公党美洲总支部负责人司徒俊葱等人招待董必武一行，并发动洪门人士做好董必武的保卫工作。当时海外华侨对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很了解，加以被敌对势力恶意渲染，有许误解。6月11日，与董必武相识不久的司徒俊葱就大胆作出决定：利用致公党在海外的社会基础和在侨胞中的广泛影响，与宪政党联合举办演讲会，请董必武作“中国共产党之基本政策”的主题演讲。这进一步加强了致公党和中共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