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致公党“三大”的历史意义

“三大”后，1947年5月12日，中国致公党中央发布第五号通告

 

迄今为止，中国致公党（以下简称“致公党”）已经走过92个春秋。回顾这92年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1947 年5月在香港举行的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为致公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勾画了美好蓝图，开创了致公党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纪元，是致公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标志，对于致公党的进一步发展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1、从“三大”召开的时代背景看，“三大”是致公党真正成长为致力为公、追求民主的侨党标志

“致力为公”是致公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优良传统，是经过一代又一代致公党人坚持不懈的努力，长期积淀而成的稳定的、共同的追求和理念，是致公党的宗旨所在，体现了致公党人致力为公（“公”，即多数。）、追求民主的思想操守。回顾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我国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斗争非常尖锐的背景下，致公党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保护华侨利益而召开的一次团结的、胜利的大会，彰显了致公党维护国民利益、反对独裁专制、倡导民主平等的民主侨党本质。如1946年, 致公党在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等前辈的积极努力下，在香港恢复了致公党中央总部，并通过香港《华商报》发表《致公党组织概况》，向社会公开介绍致公党的历史演变,肯定致公党对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的贡献,表明致公党的国是主张。针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与独裁统治,致公党于1947年2月发表《对时局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四项诺言”（ 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并释放汉奸外的一切政治犯,倡导国共双方协商全面停战、实现和平。与此同时，致公党还为广大海外华侨的利益奔走呼号，借助《对时局宣言》遣责国民党政府护侨不力、导致各地侨胞的生命财产遭受当地政府残害的事实，要求国民党政府完善侨务政策，保护华侨权益，得到海内外华侨的一致拥护，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致公党组织的发展，体现了致公党“致力为公”的理念和追求。乘此东风，1947年4 月29 日至5 月1 日，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香港如期召开。此后的发展历程中，致公党始终如一地坚持和继承了“致力为公”的优良传统，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民主发展方面等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逐步凝炼为“致力为公、侨海报国”的宗旨，因此，致公党“三大”的召开，标志着致公党真正成长为致力为公、追求民主的侨党。

 

2、从“三大”通过的《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看，“三大”是致公党成为新民主主义政党的转折

对于一个政党而言，大会宣言表明的是政党的发展目标和方向，是政治宣誓。纵观致公党的发展，“三大”的重要历史意义突出体现在《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下称《宣言》）中。

首先，《宣言》辩证地、历史地回顾和肯定了致公党成立以来的反帝爱国精神以及支持并参加祖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历史；其次，《宣言》正视当时国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现实，严厉遣责国民党买办官僚和封建军阀为维持其独裁统治而撕毁政协决议、以和谈为烟幕、借制宪为幌子、挑起内战的罪行，揭露了国民党统治集团贪污受贿、鱼肉人民、摧毁民族工商业、物价飞涨、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农业陷于破产的黑暗统治，导致人民无以为生、饥寒交迫、 盗匪遍地、 饿殍遍野的严峻现实，明确指出造成这些问题的症结在于“国民党一党专政之独裁包办与内战之扩展不已”。在此基础上，《宣言》疾呼：立即结束内战！并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六项主张：即停止内战；重新召开新的“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协议产生各党派平等联合之政府”；“人民依选举法举出其真正代表之组织国民大会，制定中华民国正式宪法”；“根据新宪法之规定，即行正式选举真正民主之新政府”；“即时召开各地方之民意机关”，“各自选举其政府”。《宣言》还进一步指出，如果六项主张得以实现，中国才真正实现民主，国家才有光明前途。最后，致公党明确表示，决心要“为中国政治向真正民主化而奋斗到底! ”。

由此可见，《宣言》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观点，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高度一致，表明致公党在观察和处理中国革命重大政治问题上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其认识已经上升到新民主主义的高度，因此，我们可以说，“三大”是致公党从旧的民族、民主主义政党转变为新民主主义政党转折点。

 

3、从“三大”通过的《中国致公党政纲》看，“三大”是致公党走向成熟民主政党的开端

从古今中外的政党政治的发展实践来看，《政纲》是否顺应时代潮流、是否反映政党的本质要求、是否遵循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一个政党政治上是否成熟的标志。1947年召开的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不仅回顾了致公党20余年的曲折发展历程，总结了发展经验，分析了面临的问题，而且顺应20世纪40年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各项主张和要求，讨论、修改并制定了《中国致公党政纲》（以下称《政纲》）, 全方位提出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队、外交等方面的发展目标和政策主张。如在政治方面，《政纲》规定国家主权属于全体人民,反对个人独裁和一党专政。 建议在普选的条件下, 融合各党各派建立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中央政府采取内阁制, 实行中央、地方均权制, 省为最高自治单位（联省自治）。同时，为保障民主，提议国家政体采取民主集中制, 由普选产生的人民代表组织国民大会, 制定宪法等，并明确提出了“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自由而奋斗。”的发展目标。这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有许多相近之处，为致公党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奠定了一定的政治基础；在经济方面，《政纲》通盘考虑当时中国工业、农业、商业的发展，提出了经济建设的方针: 即实行全国计划经济；人民有经营企业的自由, 劳工利益受法律保护；反对国营事业的官僚化与私人企业的独占化；奖励侨胞向国内投资,并保障其合理利益；利用外资提高发展生产力,但必须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完整；计划发展轻重工业,配合农业生产,使中国由农业国发展为工业国；逐渐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保障佃权，扩大农业贷款,严禁高利贷盘剥, 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由政府大兴水利,奖励集体经营农业，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等。这些内容与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发展政策基本一致，无疑有利于多党合作制的形成；在外交方面，《政纲》从维护侨民利益出发，主张设立侨务机构, 实行护侨政策；运用外交手段向所在国交涉,废除对我国侨胞的不平等法律,保护侨胞的权益；海外侨胞遭受生命财产损失时,政府应向有关方面提出赔偿,并予以救济；帮助侨胞加强团结,加强侨胞与祖国的联系；鼓励侨胞向国内投资,予以最惠权益；奖励侨胞回国服务,奖励侨胞子女回国就学；增加侨胞国民代表名额,以扩大侨胞的参政权。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致公党“致力为公、侨海报国”的本质要求；此外, 《政纲》还在文化教育、财政、军队建设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由此可见，“三大”《政纲》展示的是致公党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把握民主政党的本质、立足中国实际、谋求中国全面发展进步的蓝图，也是一个成熟政党的具体体现，因此，我认为，“三大”是致公党走向成熟民主政党的开端。

 

4、从“三大”通过的《中国致公党党章》看，“三大”是致公党走向成熟民主政党的开端

组织建设是一个政党建设的核心，决定着政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影响力。1947年的致公党“三大” 通过的《党章》着重强化了致公党的组织建设。第一，重新整顿党组织，制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要求“凡党员必须服从党,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第二，完善了选举制度，规定“党内各级机构的负责人, 概由普选制产生”；第三，严肃了党的纪律，明确了对党员绳之以纪律或对地方党部进行改组或全部解散的新规定；明确了致公党的性质和革命任务，指出: 致公党“信仰民主主义”, 要“积极参加党内政治生活和国内革命运动”, “对一切损害本党及损害国家民族利益者进行斗争”，以期建设民主平等的国家；第四，巩固和扩大了党组织。“三大”重新登记党员和地方组织，并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同时，吸收了一批非洪门人士入党，还选举他们进入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这使致公党从中央到地方，不但组织机构逐步完善，而且党员人数大大增加，各级组织机构充满生机和活力，这是致公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第五，强调了党的宗旨，即“本党一贯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自由而奋斗”，明确指出，我们“只有在和平民主团结中求统一，方可建设新中国之目的”。 这为“三大”之后致公党有效地组织和领导全党进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并同在香港的其他民主政党加强团结合作, 以各种方式支援国统区人民的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随之，致公党的对外宣传和影响力也明显增强。时常借助《公论》刊物对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积极作出评论，阐明致公党的政治主张，如积极响应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出的“五一”口号，促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形成，表明致公党作为民主政党的日益成熟。可见，“三大”是致公党走向成熟民主政党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