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日，“五一口号”全文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
1948年4月30日，为了迎接全国革命胜利的到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一共23条，其中第5条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此条原稿为“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稿子送给毛泽东后，他亲自拿起笔修改为目前的第5条内容。 5月5日，陈其尤与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郭沫若等12位民主人士，在香港联名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五一口号”，拥护召开新政协，赞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陈其尤等民主人士还向国内各报馆、各团体及全国同胞发出《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通电》。各民主党派人士致中共毛主席电。来源：陈延武著，《万水朝东——中国政党制度全景》8月1日，毛泽东修改的对12位民主人士联名通电的复电，对“诸先生赞同敝党五月一日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并就召集民主党派代表进行协商的时间、地点征求大家意见。来源 ： 中国政协文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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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华商报》对12位民主人士联名通电的报道。来源 ： 中国政协文史馆
1948年8月6日，陈其尤代表中国致公党，与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响应“五一口号”的通电与毛泽东主席的复电刊登在《人民日报》。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 1948年6月9日，中国致公党单独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宣言》（简称《“六九”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并于6月9日和10日在香港《华商报》以《致公党宣言响应五一口号——号召海内外同志加紧努力，拥护中共领导新民主革命》连载（注1），“这是中国致公党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标志”。（注2）这份文件详细地阐明了中国致公党的政治立场、政治主张，是中国致公党第一份以党的名义公开承认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件，在中国致公党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尝试通过解读这份文件的全部内容，让广大党员重温当年响应“五一口号”的重大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再次审视中国致公党先辈们的睿智思想和政治洞察力，感受当年参加多党合作的初心和使命。
《公论》第三期刊登了《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宣言》。来源：致公党广东省委会档案室藏
《宣言》全文2900多字，7个自然段。第一段开篇就开宗明义表明了拥护“五一口号”的鲜明政治立场：“今年的‘五一’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有意义的一天，南京独裁统治者违背了全民意旨，召开伪国大举行伪选，做尽丑事，在这天里收场告终。而担当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了纪念这个神圣的国际劳动节日，同时也为了宣布南京独裁政府的死刑，鼓舞全国人民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斗志和信心，庄严地公布了二十三个革命号召。我们相信，这些号召一定能够变成具体的行动，最后一定可以战胜敌人，结束这个残存中国历史上算是最后一个的封建蒋朝奴隶统治，距今是不远了。”开篇致公党表明了承认中国共产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与国民党政权为敌的政治立场，否定了国民党政府的“伪国大伪选”，并预判“五一口号”的成功。我们知道，1945年10月10日，毛泽东赴重庆经过43天的谈判，迫使国民党政府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亦称“双十协定”），表示愿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史称“旧政协”）在重庆召开，再次确认了和平建国、国民党政府改组为联合政府等协议。可是“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6月至1947年初先后发动了全面内战，召开“伪国大”，与美帝国主义签订出卖国家主权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允许美军继续占驻中国。对此，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发表一系列声明，就国家重大政治问题表明自己的立场。1946年11月2日，在国民党片面宣布召开其一手包办的制宪国民大会前夕，致公党发表了《致公党对时局意见》，提出应该按照“政协”决定，由改组后的民主联合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其宪法草案应根据政协修改原则，由宪法草案委员会起草全部条文，以备制宪的国民大会采用；指责执政党不顾“政协”决议，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此种举措可能引起全国分裂之危险；要求美国政府改变其对华错误政策，立即撤出驻华美军，停止助长中国内战之一切物资援助，并声明致公党党员与为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的任何党派携手合作。制宪国大之后，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在南京召开“行宪”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统，李宗仁为副总统。对此，致公党5月3日发表《反对南京伪选声明》，同时号召“本党海内外党员与亲爱同胞们，认清当前事实，为国族前途而作彻底反美反蒋封建政权之奋斗，使真正能代表民意的联合政府，在短期内，即能建立起来”。这也是《宣言》前后的历史背景。 在第二段中，《宣言》指出：在这二十三个号召里，最引起全国人民和民主党派重视和兴奋的是第五项的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集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也是“五一口号”最精彩的最值得纪念的一项内容，是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起点。“关于各民主党派，应重新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产生联合政府，由真正人民代表，制定民主宪法，成立真正民主新政府诸问题，本党早在去年五月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已有所主张”，其实在致公党三大宣言中，提出了停止内战、召开更多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产生各党派平等之联合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和制定新宪法、选举新民主政府、召开各地方之民意机关选举其政府等解决国是问题之六大步骤。“五一口号”发布后，致公党领导人陈其尤除了联同驻港各民主党派领袖及无党派郭沫若等通电响应外，又函电致公党海内外美洲、南洋各地党部，切实研究这个重要号召的意义，展开广泛的讨论，“结果都一致认为今天中国民主革命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主要课题，不但是如何加速结束反动统治的独裁政权，而且是如何建立真正属于人民全体的、平等的、合理的民主政权”。这表明致公党并非单纯为反对国民党而反对，而是站在国家发展的立场看问题的政治远见。接着，《宣言》分析国内蒋管区和解放区的形势和人民的普遍认识，指出“全国人民和人民敌人之间的生死斗争已达到最尖锐化，革命与反革命已明显地划分为两个阵营，人民已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观望”，这表明致公党比较早地认识到当时“中间党派”所主张的第三条道路不可行，实际上直到1949年1月22日，致公党领导人陈其尤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著名民主人士等55人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明确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他们认为“革命”必须贯彻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可能。“人民民主阵营之内，绝无反动派立足之余地。亦绝对不容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至此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一致正式地、明确地彻底抛弃了所谓的中间路线。（注3）《宣言》第二段最后一句发出震耳欲聋的宣告：“历史决定了独裁会将要走进自己掘好的坟墓，人民必然获得解放和翻身，新的中国已经胎动，将在旧中国的崩溃过程建立起来！” 
1947年5月10日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来源：致公党中央档案室 《宣言》第三段再一次强调了“五一口号”特别是第五条的意义，指出：“五一口号”把中国革命的总形势和任务正确而加以剖析，“实现新中国政府建设的程度和共同斗争的方向和目标，是第五项号召中所宣示的要求‘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集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我们不能不重视这个富有变革历史意义的贡献！”。在本段最后，《宣言》再一次表达了拥护“五一口号”的鲜明态度：本党尤为同意中共这个响亮的号召，同时希望全国各阶层人民和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海外爱国华侨都一致起来响应和拥护。 《宣言》第四段驳斥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动宣传，分析了“五一口号”第5条外的其他内容，“我们看到它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保护工商业的经济政策，是注意到各社会阶层的人民的利益，这不啻给予独裁者的谰言一个有力的回击！”指出“中共号召在这个时期迅速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就是庄严地赤裸裸地在中国人民面前表明它对革命的光明磊落的政治立场和态度。” 《宣言》第五段阐明了致公党及华侨拥护“五一口号”的原因。指出：“我们应该认识中共这个政治立场和态度是代表全国革命阶级和一切爱国的民主的阶层的，它与本党一向对国是的主张和奋斗目标，也正相符合。”《宣言》指出致公党是代表华侨的革命政党，“中外人士都明白本党从‘反清复明’到辛亥革命，而且到现在，都团结了广大的海外爱国华侨，而本党的政纲也明白地有保护侨胞权利的种种规定是代表华侨利益的革命政党”。而“华侨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和一切爱国运动中从来不甘后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从“华侨是革命之母”这句话，就可以想见华侨对祖国贡献的伟大和忠贞！但是，国民党当局却对海外华侨利益漠视、不加以保护，海外华侨宁愿寄居国外也不愿意回国，“对祖国反动政府一切祸国殃民的措施，都已洞悉”。然而他们对祖国的关怀也同样深切，他们期望着新的中国早日产生。《宣言》分析了海外华侨的主要成份，认为他们将来可以大踏步地回到民主的祖国的怀抱，参与新中国的各种建设，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由、康乐的国家。而中共的立场尤其对于发展生产等措施与他们本身的利益并无冲突，“他们已看到了不久将来就要出现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美丽远景了”。《宣言》再次强调，“今天的中国革命少不了华侨同胞在精神和物资上的支援，在明天新中国的建设中也少不了他们，本党代表他们的利益，因此完全同意中共这次的号召”。这句话就是在今天，同样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宣言》第六段是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它深刻分析了“五一口号”所提出的新政协的构成、领导者、主要任务，十分有逻辑性和理论意义，也是致公党参加新政协、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理论基础和重要标志。关于新政协的构成，《宣言》指出，“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基础是以革命爱国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的组合构成，当然与旧政协的党派会议在性质上要求上截然不同：新政协是与人民直接发生血肉关系，有着更深切的全国性和群众性，然后它才能担负起坚决的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保证它有这样大的成就，毫无疑问的，南京国民党反动派是无资格参加，而一些采取某种隐蔽政策的政党与官僚集团，阴谋混进这个新政协也是绝不容许的，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一点”。这也是“新政协”与“旧政协”的区别。关于新政协的领导者，《宣言》指出：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一方面是致公党肯定了中共在中国革命的贡献，这是承认和拥护中共领导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表明致公党完全承认中共在新政协中的领导，再延伸一点，召开新政协的目的是成立联合政府，新政协的领导者毫无疑问是联合政府的领导者，承认中共在新政协中的领导，肯定是接受中共在新生政权中的领导，而不是狭义地理解为承认在新政协中的领导。这在后文新政协的任务也可以窥见：“第三，政协是实现民主联合政府的首要步骤和基础，在这个代表各阶级各阶层性的协商会议里，是要各方面提出自己需要的政治主张和具体方案，在集思广益、相互研讨底下产生一个完整的共同政治纲领，使共同遵守与共同约束，然后根据切实的具体办法召集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一部人民的宪法，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完全合理发展的必要步骤。”《宣言》还提出了成功召开新政协的建议，认为新政协能够有胜利收获的保障，应该彻底民主精神，巩固和加强统一战线的内部团结。 《宣言》最后一段对全文作了总结，号召全党“全国民主胜利快要来了，独裁统治者已面临灭亡的前夕，我们应加紧进一步发挥人民的力量，为新中国的建立而奋斗！”再次发出拥护“五一口号”的政治宣言，“本党一本爱国爱民及求民主政治的实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特为郑重宣言，完全同意中共‘五一’口号，忠诚地和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侨胞共同担负起这个伟大历史时期的现阶段革命的神圣的任务，使新政治协商会议早日召开，实现人民代表大会的召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新中国。”1949年9月21-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党派、团体、军队、区域共 45 个单位，正式代表 510 人。候补代表 77 人。特邀代表 75 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团结的人民盛会。大会通过了建国初期的根本大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来源：中国政协文史馆陈其尤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代表中国致公党发言，表示“本党因为历史关系，党员多为华侨，今后，我们愿尽最大的努力推动侨胞各尽所能为新民主主义祖国的建设而共同奋斗”。来源：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1949 年 9 月 30 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司徒美堂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并兼任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陈其尤、陈演生和司徒美堂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官文森为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严希纯为政务院参事。图为毛泽东主席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合影，前排左二为司徒美堂。来源：中国政协文史馆 综上所述，致公党《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宣言》是致公党历史上响应和拥护“五一口号”极其重要的纲领性文件。在文件中，致公党旗帜鲜明地拥护中国共产党，阐述了拥护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地位、拥护中国共产党在新政协中的领导地位的原因，“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在文件中，致公党旗帜鲜明地拥护“五一口号”，高度评价“五一口号”是“富有变革历史意义的文献”，阐明致公党拥护“五一口号”的原因是“与本党一向对国是的主张和奋斗目标相符合”。在文件中，致公党反对国民党、拥护共产党，摒弃“第三条”路线的坚决态度，富有远见地预见革命斗争到了最尖锐化程度，“人民已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观望”，这种清醒的认识和觉悟是难能可贵的。在文件中，致公党延续了三大以来的国是主张，对召开新政协、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新中国充满信心和作出了准确的判断，“新的中国已经胎动，将在旧中国的崩溃过程中建立起来!”。在文件中，致公党还不忘华侨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作用，阐述了华侨拥护“五一口号”的原因，富有远见地号召华侨同胞将来“回到民主的祖国的怀抱，参与新中国的各种建设”，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致公党参加祖国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总之，《宣言》阐述了致公党参加多党合作的初心和使命，共同的任务奠定了中国致公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基础；《宣言》指明了致公党参加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和方向，相同的选择坚定了中国致公党跟中国共产党走的步伐；《宣言》展示了致公党政治上的成熟和气魄，相同的见解、情怀和信心增进了中国致公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共事热情。
1.陈延武：《万水朝东-中国政党制度全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7月出版，第142页。
2.《中国致公党简史》编辑委员会：《中国致公党简史（1925-2009）》，中国致公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第32页。
3.陈昌福：《陈其尤、黄鼎臣与中国致公党组织的恢复及历史方向的根本转变》，《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48页。
[1]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N]. 人民日报，1948-5-2 (1). [2]中国致公党中央文史委员会编.中国致公党文件选编（上）[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1995年：42-48. [3]致公党中央.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宣言[J].公论,1948（3）. [4]陈延武.万水朝东-中国政党制度全景[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138-142 [5] 《中国致公党简史》编辑委员会. 中国致公党简史（1925-2009）[M].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0：30-32. [6] 陈昌福.陈其尤、黄鼎臣与中国致公党组织的恢复及历史方向的根本转变[J]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1):3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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