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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舟共济，大道同行——“五一口号”是多党合作的里程碑

文章来源：广东致公网作者：岳朝阳添加时间：2023-04-23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项制度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作为参政党的八个民主党派，在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协商民主的平台，携手合作，参政议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共同奋斗。

　　多党合作思想的形成与多党合作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日就开始探索和逐步形成的伟大思想成就和实践成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就。它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惨痛教训、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艰辛探索。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合作思想日渐成熟，并逐渐将具有共同爱国理想的各民主党派团结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上来。中共中央在1948年“五一节”前夕这个重要历史时刻发布的“五一口号”，激发了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爱国热情，纷纷响应“五一口号”，北上解放区，共同筹备召开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新中国，成为新中国建立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成为现实的里程碑事件。

　　一、多党合作思想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开始萌芽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从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全国罢工达180多次，其中主要的有香港海员大罢工和京汉铁路大罢工。香港海员大罢工取得了胜利，但京汉铁路大罢工却遭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中国共产党从“二七”血案中进一步认识到，没有强有力的同盟者，要战胜强大的敌人是不可能的。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主要代表。共产党要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首先要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合作。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立场，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加与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

　　以国共两党合作为特征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但是到了大革命后期，1927年，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右派不顾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公开叛变革命，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这次国共合作虽然失败，但意义是深远的，为多党合作思想的形成发展积累了经验和教训。

　　二、多党合作思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逐渐形成发展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中国共产党为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1933年1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首次提出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指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教育会、新闻记者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同乡会、致公堂、民族武装自卫会、反日会、救国会等等）、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谈判结果所成立的国防政府，应该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将“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8月2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信中再次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迅速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6项条件，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了全民族一致对外，全面抗战的良好局面，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中间势力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一部分地方实力派和其他爱国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争取下，抗日战争时期，工商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其他中间势力中，越来越多的人与中国共产党发生了比较密切的联系，并且在政治上日益向党靠拢，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合作思想逐渐形成，为多党合作制度建立做好了思想准备。

　　1935年11月10日，农工党前身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率先响应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于在香港九龙召开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以反蒋联共抗日为总方针，通过了《临时行动纲领》，主张团结全国，对日作战，土地革命，实行民主。会后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为推动抗日而努力。

　　1944年10月，民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同一时期，民建、民进、九三等党派都积极投身于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中。中国致公党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帮助下，抗战胜利前后开始恢复组织的工作，并于1947年5月1日至10日，在香港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一致决议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国民党爱国民主派人士宋庆龄、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谭平山、王昆仑、陈铭枢等先后成立民革、民联、民促，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接受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帮助，成为之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旧政协是多党合作制度的一次实践探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当时，中国人民面临着两种命运和前途的选择。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顺应历史潮流，于1945年8月25日就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为实现“和平、民主、团结”建国总方针而奋斗，提议由国民政府立即召开多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会议商讨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各项事宜。

　　1945年1月，周恩来应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电邀，到重庆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谈判。经过谈判，双方同意召开有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这就是“政治协商会议”名称的由来。之后，毛泽东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经过43天谈判，签订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中，决定“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共商国事，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

　　政治协商会议于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召开。会议期间，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与民主同盟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密切合作，为争取民主和平同国民党展开了灵活机智的斗争。经过20多天的激烈斗争，参加会议的各方共同签署了五项决议，即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五项决议，这些决议基本上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否定了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反映了人民的愿望，有利于和平、民主、团结。政协的这些协议很快就被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撕毁了。尽管如此，这次会议作为民主与独裁、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的较量，作为各政党协商国是的民主形式，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为了区别于1949年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常把这次会议称为旧政协。这次会议为新政协的召开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四、“五一口号”是多党合作制度成为现实的转折点和里程碑

　　1947年2月，国共和谈完全破裂。国民党对民主运动的镇压和对民主人士的迫害日益加剧。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安排下，从1946年下半年起，一部分民主人士、文化界进步人士和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陆续撤到香港，并以香港为基地继续开展工作。

　　1947年6月，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独裁政府即将彻底垮台，全国范围内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口号共23条。在第4条中，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在第5条中，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五一”口号极大鼓舞了为夺取新政权流血牺牲、前赴后继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民主人士。5月至6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人民救国会、在港各界爱国人士、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留港理事、留港妇女界、国外华侨团体、第六次劳动大会等，相继发表声明、宣言和通电，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在上海已转入地下斗争的民主建国会授权在香港的常务理事，向中国共产党表明民建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爱国华侨陈嘉庚、司徒美堂等等各地华侨也纷纷表示拥护“五一口号”。

　　对各方面的热烈响应，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按照“军事南下，政治北上”的战略目标，1948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电复响应“五一口号”的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电文中说：“……诸先生赞同敝党五月一日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自此，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当时的重大政治任务。

　　五、新政协是多党合作制度的成功实践

　　从1948年8月开始，应中国共产党邀请，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从全国各地和海外陆续进入解放区，部分人到达哈尔滨，部分人到达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参加筹备新的政治协商会议。10月，中共同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协商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并征询了在香港的民主人士的意见。11月25日，中共中央的代表与民主人士在哈尔滨就成立新政协会议筹备会，确定新政协的性质、任务等，经协商达成一致意见。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等23个单位，134人。经会议反复协商，确定了参加单位及代表名单，拟定了各有关文件，并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人民政协。筹委会决定于1949年9月21日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对于中国历史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宣告了旧中国的永远灭亡和新中国的伟大诞生，标志着中国历史已经进入一个完全的新时代——人民民主时代，它完成了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揭开了新中国历史的第一页。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协商民主产生了。

　　“五一口号”作为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里程碑事件，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心中。

　　（作者系致公党广东省委会党史和理论研究委员会主任、致公党广州市委会副主委、天河区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