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公故事】琴声有来处，星光有归途——殷家人与致公党的相遇与同行

华师总支部殷雷

        前些日子，我去看望堂哥殷飚。先到了他的吉他学校，推门进去，墙上的琴一把挨着一把，舞台上还留着排练后的痕迹。这里平日教学生弹琴，到了致公党省委会直属文艺支部活动的日子，桌椅便重新围拢，音乐、杂技团、舞蹈界的致公党党员在同一间屋子里学习、商量、排练。堂哥说得很轻：“有地方，大家就来。”

        傍晚，他开车带我去吃饭。广州路况时缓时急，导航声不时插进来，我们便在红灯与转弯间，断续谈起他的母亲、支部和那些散场多年的演出。他讲得平静，只是一件件说起当年的事，仿佛都只是些寻常旧事。后来想来，那句“有地方，大家就来”，几乎概括了他几十年的党派生活：组织有所需要，自己恰好能出力，便把门打开，把事情接过来。

        我们家与致公党的缘分，最早落在大姆（堂哥的母亲）的日常里。她有泰国华侨背景，“侨”这个字，对她原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后来，她在星海音乐学院工作，加入致公党。致公党星海音乐学院支部活动需要文艺节目时，她常叫年轻的儿子来演出。堂哥最初对致公党的认识，不来自郑重讲解，而是在一次次随母亲参加活动中渐渐清晰：台上有人演出，台下是她熟悉的党友；他抱着吉他候场，也在见面交谈中逐渐走近这个组织。

        毕业后，堂哥加入了致公党。1989年，他在首届穗港澳吉他邀请赛上同时获得古典吉他和电吉他第一名。但真正把他留在党派工作中的，并不只是舞台上的掌声。省委会每逢元旦、春节举办茶话会，他常做主持、操办节目。演员有变，次序要调整，场地与时间要衔接——这些细碎之处没有聚光灯，却决定活动能否从容落幕。堂哥就是在这样的幕后工作中，从“来演出的人”变成了“把事情办成的人”。

        此后，他连续三届担任致公党广东省委委员，又连任省直属文艺支部主委四届。接手时，支部只有10余人，如今已有39人。文艺工作者专业、性情各异，只靠开会，很难真正靠近。堂哥便让大家在共事中熟悉起来：在自己的学校排练，在省委会活动中协作，到各地与兄弟组织交流。人数增长清晰可见，更难量化的是渐渐形成的信任——有人愿意来，有人愿意留下，也有人在需要时自然站出来。

        文艺支部的工作，也让致公党的历史有了另一种表达。纪念司徒美堂诞辰150周年时，殷飚作曲、杨湘粤作词，合作写成《司徒美堂之歌》，录制成唱片并在纪念活动中演出。唱片后来被司徒美堂纪念场馆收藏。对堂哥而言，让司徒美堂的名字由史料走进歌声，成为可以被听见、被传唱的记忆，这比表面上的荣誉更为重要。

        在北京参加中国致公党全国代表大会时，堂哥还曾即兴弹唱《致公之友谊》。没有预先写好的谱，也没有留下手稿。那段旋律只存在于当时的会场和听过它的人心里。面对来自各地的致公党人，他自然地用音乐回应。音乐也由此成为他凝聚同道、表达认同的一种方式。

2024年6月25日，致公党广东省委会直属文艺支部与华师总支部开展共建活动。

        我的人生路与堂哥不同，却也是从琴声里长出来的。在我们家，琴声原本就是日常的一部分：父亲会拉小提琴和二胡，母亲在我幼儿园时便送我学小提琴，小学又学古典吉他。旧照片里的我，一会儿站着拉琴，一会儿抱着吉他低头练习。那时我常不愿写作业，却一练琴就是很久。没有人把这些郑重地说成什么家族传统；音乐只是很自然地进入童年，久而久之，也进入了我感受世界的方式。小学四五年级，我从《十万个为什么》和《世界真奇妙》中看见另一种辽阔。星体为何运行，物质为何存在，人怎样凭借有限知识理解近乎无限的宇宙——这些问题渐渐占据心思。高考前，堂哥曾劝我报考音乐专业，还带我拜访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那条路真实可走，但我最终选择了物理。

        此后，我沿着这份好奇走进理论物理，博士毕业后，又赴台湾相关物理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研究的问题愈来愈抽象，但那份追问的冲动，与小学时第一次从书中看见宇宙并没有太大不同。2018年回到华南师范大学后，音乐又以另一种方式回来：我在通识课上讲音乐，用数据分析理解乐曲结构与律动，也与同事研究潮州弦诗乐。童年的琴声并没有被物理留在身后，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进入我的教学和思考。

        2019年12月，我加入致公党，并当选为华师总支部委员。彼时，捷胜镇已是致公党广东省委会持续帮扶的对象。华师总支部所能调动的，正是教育、科研和青年学生的力量。但究竟能为捷胜做什么，是在一次次走进捷胜中学之后才逐渐清晰的。

        我对这所学校的理解，常从捷胜中学何书记的讲述开始。他从当地读书，到广州上大学，又回乡任教。既知道教育怎样托举年轻人走出去，也清楚一些孩子为何难有同样的“心气”。在家访和谈心中，他看到问题不只在成绩：有的孩子缺少学习动力，有的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学校数学、英语师资也长期紧缺。我渐渐明白，捷胜既有现实的学科短板，也有更深处的视野与动力问题。

        既然最现实的缺口在数学和英语，我们便先从这里做起。我从大学生中招募“小老师”，与高中生结对，强化数学和英语；后来又借助大语言模型梳理学习中的薄弱环节，使辅导更有针对性。华师总支部承担交通和保险费用，让“小老师”得以持续来到捷胜。学校后来寄来感谢信，写到不少学生的数学成绩有了提升，英语学习兴趣也被重新唤起。比这些变化更让我在意的，是信中那句话：孩子们变得“更加自信和主动”。

        可如果只把分数补上，仍没有完全回答我们最初看到的问题。我们的目光也随之从分数移向课堂之外。我把长期指导的华南师范大学天文协会带到捷胜，组织“三下乡”团队给初中生讲星座、恒星和宇宙；又与同事带领非遗志愿队走进校园，让孩子接触泥塑、皮影等地方技艺。一边把目光投向星空，一边重新认识脚下的乡土，我们想做的，是让他们对远方，也对自己身处的地方，多一分理解。

        2024年起，在华师总支部主委刘志文带领下，我和总支部的同事与统侨总支部一道，带着优秀高中生走进大湾区高校、实验室和博物馆，把教育帮扶从课堂带向更远处。校园和实验室是我熟悉的日常，对一些孩子却仍是遥远的想象。带他们真正走进去，看实验室里的人怎样工作，看大学和城市能提供怎样的人生可能，“大学”和“未来”也就渐渐有了可以触摸的模样。

        几年下来，大学生一次次走进捷胜课堂，捷胜的孩子也开始走进大学校园。两个原本相隔甚远的教育现场，就这样一点点连了起来。要让这种联系延续下去，靠的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力量：致公党省委会持续帮扶，华师总支部和地方组织把学校的需要与高校资源对接起来，大家再把一件件事做实。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渐渐体会到，社会服务不是离开本职另做一件事，而是借助组织，把自己的所长用在真正需要的地方。想到这里，我又想起堂哥：他把音乐、场地和多年的时间交给文艺支部，我把大学里的知识和青年力量带到基层学校。事情不同，方向却在这里渐渐相合。

        回头看，大姆当年把儿子带进致公党支部的演出现场，并没有刻意安排他此后几十年的道路；母亲送我学小提琴时，也不会知道我最终会走进理论物理。一个家庭的传统，往往不是靠训诫传下来的，而是在日常选择中慢慢显现。

        值此中国致公党广东省委员会成立七十周年之际，我重新理解了“赓续优良传统”的含义。它不是后辈沿着前辈的脚印重复行走，而是让同一种责任穿过不同的人生，在新的岗位上获得新的表达。大姆朴素的组织生活、堂哥的音乐，以及我把学术训练转化为教育实践的方式，正是这一传统在我们这个家庭中的不同表达。

        琴声有它的来处，星光也有它的归途。对我们而言，那归途并不遥远——它就在中国致公党“致力为公、侨海报国”的初心里，也在人与人真实的需要中。门被一代人打开，后来的人便有机会走得更远；而走出去的人，又愿意回过身来，为更多人把门扶住。